奇迹(6)_弗·福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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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6)

“其它也没有什么事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一位将军向一名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我没法回敬。然后他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一次空袭轰炸。我就孤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注定要死去的。太阳下山了，黑夜降临了，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去分发一杯又一杯水。我转过身来，她又回来了。” 　　现在，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声音是连继不断的叫喊。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高手，已经跨上了马背。他们都被配发了一条短柄皮鞭，这条皮鞭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于抽打靠得太近的其它马匹和骑师。破坏是这种赛马会的一个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无所谓的，胜利才是最富刺激的，而一旦进入了跑道，则什么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排列在用作起跑线的那条粗绳后面的十匹马的位置进行了抽签。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着自己同业公会的色彩鲜艳的盛装，头顶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在人们的期望中进入了它们在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当最后一匹马就位后，裁判员抬头去看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等待着他的点头以便放下绳子。来自人群的吼声如同非洲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响亮。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如同一个两人小组。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用意大利语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身体触碰。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了更多的水，还换了几次药。少将军医已经给我留下了新的药品和敷料。到黎明时，这些供应品全都用完了。　　“在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都有一块很大的黑斑，约有一美元的硬币那么大。我没去想过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过身来，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刚升起来，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开始飘出了旗帜，不是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没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盟军的国旗，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到处飘扬着。大概七点钟时，我听见巷子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我害怕了。希特勒的宣传告诉我们，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几分钟之后，五名战士出现在拱门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士和汗水，我很难判定他们是来自哪一支部队。然后我看见了洛林十字。这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都不懂。我微笑着耸耸肩。我在我的德国陆军衬衫和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沾有血迹的罩衣，但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我的罩衣下面的皮靴。这是非常显眼的德国陆军军靴。他们已经在锡耶纳南方遭受了重大的伤亡，而在这里的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了院子，大声喊着，并在我的鼻子底下晃着他们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然后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从那个角落里轻轻叫唤着。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的语气改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逼着我点上火作为友谊的一种象征。　　“九点钟时，城里到处拥动着法国人，受到了狂热的意大利人的热烈欢迎，姑娘们也向他们送上了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我的友善的捕获者在一起。　　“然后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同样。我解释说我是德国的一名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们，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盟军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战士们，明白有他的二十名法国同胞，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跑出去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支持。一个小时之内，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是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士长的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对全体伤员作了检查，一个接一个地。这一次，他们全都被安排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食他们能够吃下的任何营养品。　　“下午，那位上校军医来到了护士长办公室。陪同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迪蒙萨伯特，会说英语。‘我的同事们告诉我，这些人的一半原来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能够得到的设备和药品对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用法语交谈着。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们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国籍，他们的身分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分识别牌。送进那座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个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那位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那位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绝不逃脱，并留在这里协助我的同事们工作好吗？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我行走的速度没有我们德军的撤退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是会杀死我的。然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极度虚弱，就在地上躺倒睡着了。　　“经过二十四小时的睡觉、洗澡和吃了饭以后，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可以工作了。在过去的十天里，由法国人治愈的所有法国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甚至罗马。那些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是从这座院子里转移过去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需拆开来，里面的损伤需适当地修补。然而，原先应该会发炎并由此引起致命的伤口却出奇地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己愈合了；出血也已经止住了。那上校是来自里昂的一位名医；由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结果没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卷向了北方。我被允许与那位上校军医住在一起。尚荣将军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而向我表示了感谢。此后，我被指定专门照料那五十名德国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被疏散到了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再想打仗了，所以通过红十字会安排了遣返。”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们从奥斯蒂亚用船舶运回美国去了。维吉尼吉人回到了谢南多亚。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叫母亲的奥斯汀小伙子回到了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他的体内，他的腹壁已经愈合了。　　“在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自己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并带走了我。英军上将亚历山大曾在罗马的那家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我可在一家英国的医院里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至战争结束，所以我做出了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和平随着一九四五年的最后投降来临了，我被准许回到已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汉堡。” 　　“那么以后的三十一年时间里你一直在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尖叫声清楚地传了过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余下的九匹马在继续竞赛。尽管铺上了沙子，但下面的卵石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的步伐是狂乱的，人仰马翻是经常发生的。　　那人慢慢地耸了一下肩膀。他朝四周打量了一遍。　　“在那三天中这座院子里所发生的，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是一个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但没那么好。这与那位姑娘有关。” 　　“以后还会有赛马会的，”游客说，“给我说说那位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占区。开始时，我在他们的一家大医院里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一九四九年我们又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非纳粹共和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了，我成了一名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繁荣富强起来了，我转而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结婚十五年后我的婚姻结束了。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是痛苦的，但他们也理解了。我有了自己的钱，我也有了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到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你。” 　　“那么你又找到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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