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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5)


  “在这篇文章里,”查德威克说,“盖洛德·布伦特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而构成严重诽谤。您可以看到,阁下,文章涉及的是,一家公司推销一种产品,然后破产了,使许多合作伙伴的押金受到损失。不幸的是,我也是其中之一,跟其它生意人一样,被卷了进去。我们这些人都曾相信该公司底子雄厚,产品可靠。实际上,我们是受蒙蔽才犯了错误,蒙受了损失,而在这篇文章中,突然间我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为该事件的同谋,而且是被一个马虎的、懒惰的而且无能的雇佣文人所指控,这个人连事先的调查准备工作都不愿意好好做一做。”

  法庭上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气,接着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记者席上的铅笔刷刷地在横格本上疾书。

  公诉律师站了起来,“阁下,这对于减轻罪责真有必要吗?”他带点怨气地问道。

  查德威克马上打断地说,“我保证,阁下,我只是在设法说明本案的背景。我确实感到,如果您能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的话,您会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做出更公正的判决。”

  法官屏气凝神地看了一会查德威克。

  “被告的话有道理,”他承认,“继续进行。”

  “谢谢,阁下,”查德威克说,“可是,如果这位所谓的报导记者在写这篇臭文章之前稍微屈尊和我连系一下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有档案数据、账单和银行报表都拿给他看。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和其它买主一样,都是被误导上当的。但他根本就不想跟我取得连系,何况在电话簿里,在商务指南里都能找到我。这似乎表明,这位自命不凡的小人背后,藏着一颗无所顾忌的狂妄之心,他痴心地收集道听涂说,而不愿去调查事实……”

  盖洛德·布伦特火冒三丈,从法庭后边站了起来,“大家注意……”他喊到。

  “安静,”传达员吼道,也站了起来,“法庭内保持安静。”

  “我理解你的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法官严肃地说,“但我很想知道,这与减罪有什么关系。”

  “阁下,”查德威克谦恭地说,“我期盼的只是您的公正。当一位守法的、过着和平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个人时,弄清他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肯定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我也承认,也必然会影响负责判决此案者的判断吧?”

  “那好,”法官说,“解释一下你的动机吧。但说话请注意礼貌。”

  “确实,我会的,”查德威克说,“这篇充满着乌七八糟谎言的文章出现在貌似严肃的报纸上之后,我的生意受到严重影响。很显然,我们一些商业伙伴不明真相,不知道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所谓的曝光只是出自酒后的胡说八道,而以为是来自深入的调查研究,于是他们就开始相信这种诽谤了。”

  在法庭后面的盖洛德·布伦特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碰了碰身边的警察。

  “他不能这样信口开河,是不是?”他悄声地说。

  “嘘。”警察说。

  布伦特站了起来,“阁下,”他喊道,“我想说两句……”

  “安静。”传达员喊道。

  “如果还有人在法庭上捣乱的话,我要把捣乱者撵出法庭。”法官说。

  “因此,阁下,”查德威克继续说,“我开始琢磨。我很纳闷儿,一个连事实都懒得核实的捕风捉影的小丑,凭什么权利躲在一家大报的法律和经济的保护伞下,并借其淫威来毁灭一位他不屑一顾的、老实厚道、操劳终生的小人物呢?”

  “本来还有其它办法来对付诽谤的嘛。”法官提示道。

  “确实是有,阁下,”查德威克说,“但是,您作为一位法律人士,一定很清楚,当今没有人能顶得住一家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想找他们的编辑,说明一下。他们的雇员是大错特错了,而且还不想改邪归正,编辑拒绝见我,永远不想见我,所以我去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因为他们不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我就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法官说,“你也许是遭到了诽谤,但是,靠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阁下,不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根本不是去揍他,我是想跟他论论理儿。让他核对一下证据,我认为这样会使他明白,他写的那东西不符合实际。”

  “哦,”法官很感兴趣地说,“动机原来是这样,你到他家去求他?”

  “我确实是这样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如同公诉律师一样清楚,由于他并没有宣誓而在被告席上发言,因而是不会受到盘问的。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法官问。

  查德威克的肩耸了一下。“我试了,”他说,“他和报馆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老百姓,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又怎么了?”法官问。

  “我承认,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剎那,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法官心中忖度道:你呀,我的朋友,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啊。于是,他不禁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事,当时他在另一个法庭上判案时,也曾受到新闻界的粗暴和无礼;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气愤更是有增无减。于是他大声宣布道:“这是一桩非常严肃的案件。法庭应该接受你是受了冤枉的,甚至,你那天早晨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中是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的,然而,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就去打一位国家大记者的鼻子。罚款一百英镑,加五十英镑诉讼费。”

  比尔·查德威克这边填支票时,那边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他们都急忙去打电话和乘出租车去了。他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气得脸色发黄,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

  “我能,确实能,”查德威克说,“我在被告席上发言,合法的,我可以讲。这叫绝对特权。”

  “但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也没干那种事,”布伦特说,“换谁你也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不能那样说?”查德威克心平气和地说,“事儿都是你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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