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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诊所很不错,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因为KGB的成员很可能被派到世界上各个角落就职。因为小孩的病很难处理,该病儿直接由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诊治。他把奈洛比的两个病历都看了,命令一系列CT和超声扫描检查。

  看了扫描结果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他看到孩子身体内许多器官都存在一系列的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太太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非常严肃。

  “我知道是什么病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又是一个不治之症。即使大量使用抗生素,您的儿子只能活一个月。再长时间是不可能的。我很遗憾。”

  妈妈哭着被送出了办公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助手向她解释了情况。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做惠特穆尔氏的疾病,在非洲确实不大常见,但在东南亚比较普通。是美国人在越战期间发现的。当时,一个美国直升飞机驾驶员首先患了这种新症状的疾病,而且,常常是致命的疾病。研究发现,直升飞机的水平旋转的翼叶片,在稻田上空盘旋时,将稻田中的水搅起形成一种微薄的烟雾,被一些飞行员吸入肺脏里面。水里面有抵抗所有抗生素的杆状细菌。俄国人了解此事,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发现,但是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好比吸水的海绵一样。格拉祖诺夫教授很自然地接受了他所研究的领域里,任何一本西方技术刊物上所刊登的新技术。

  图尔金太太通过长途电话,哭着告诉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用笔写下了病因:惠特穆尔氏病。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KGB的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是态度却很强硬。

  “请美国人帮忙?你疯了?”

  “上校同志,这种病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且还是在几年之前发现的,他们可能会有对付它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请求他们这样做,”上校强烈反对,“这涉及到国家尊严的问题。”

  “这是决定着我儿子的生与死的大问题。”少校大吼起来。

  “够了。你准备辞职吧。”

  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图尔金去见了大使。大使并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也不让步。

  “我们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非常谨慎,仅限于国家事件,”他告诉这位年轻的军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道你到我这里来了吗?”

  “他不知道,大使同志。”

  “为了你的前途着想,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再去找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假如我是政治局成员……?”图尔金开始辩解了。

  “但是,你不是政治局成员。你只是个在肯亚分部服役三十二年的少校。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也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下楼梯时心情非常痛苦,他想到了第一书记尤里·安德洛波夫。他每天就是靠从伦敦运来的药物维持生命的。于是,他出去喝酒去了。

  ***

  要进入英国使馆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蔡塞夫可以看见那座赭色大楼,甚至可以看清楚它柱廊的顶部以及里面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是怎么能进去呢?

  那栋大楼的正面是一堵用钢材料制成的墙,墙上开了两扇大门以便出入汽车,其中一扇门负责“进入”而另一扇门是“出口”。这两扇也是钢制的电动门,守卫很严。

  右手边是行人通道,但设置了两扇栅门。两名俄罗斯民兵挺直地站在人行道处,对进楼的人进行例行检查。“兔子”无意去受盘查。即使通过第一个栅门,还有通向第二个栅门通道。使馆警卫设在这两扇栅门之间,由英国人雇佣的俄国卫兵把守。他们的职责是盘问来访者的目的,然后在使馆内进行检查。有太多寻求签证的人企图通过这扇门进入那幢大楼。

  蔡塞夫毫无目标地蹓跶到大楼的后面,那是一条狭窄街道,通往签证处的入口就在这里。早上七点,虽然还有两个小时才上班,等待签证的队伍已有好几百英呎长。显然许多人已经等了一晚上。如果他现在开始排队,那么他几乎还要等两天。他来回漫步思考着。这时他已引起了俄罗斯民兵的注意,他们上下打量他好上阵子。蔡塞夫害怕了,他慌忙离开,在码头那边等到使馆开门,外交官们来上班了。

  刚要到十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坐轿车来的。轿车在“进口”前停了下来,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到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大门缓缓地被打开,车进去后又滑行关上。

  蔡塞夫在码头的下端观察着大楼门口的动静。他想接近那些车辆,但发现所有的车窗都关着,而且在咫尺之外就有民兵把守。车内的人以为他是那种请援的人,所以全部关闭了车窗。如果他被捕了,警察将会查清他的问题,而且将告诉阿科波夫。

  里昂纳德·蔡塞夫不习惯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感到迷茫,但他主意已定。他只想将那份文件送给拥有那个滑稽国旗的国家里的人。因此,在那个漫长、炎热的上午,他一直在观察着,等待着。

  ***

  一九八三年,奈洛比像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外汇来源非常有限,包括肯亚的货币。

  诸如朱鹭烤肉店、艾伦小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是显得有些奢侈。他便去了基马济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在一棵古老的阿拉伯大橡胶树不远的花园里要了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酒和一份啤酒。他喝着这些清淡饮料,坐在那里陷入了绝望的沉思。

  三十分钟之后,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手里提着半瓶已经在酒吧喝了一半的啤酒瓶离开了凳子,漫步向他走来。图尔金听到有人用英语说:“喂,振作起来,也许它永远不会发生。”

  俄罗斯人抬起头来。他几乎认出来是个美国人。是他们使馆里的人。图尔金在KGB第一总局反间谍活动处工作。他的任务不仅是监视所有的外交官并保护当地KGB军事活动避免外方渗透,而且还必须处处留心寻找一名有可能被KGB招募的西方人。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自由地混在其它外交家人群里,包括西方人,这一自由是俄罗斯“普通”工作人员所无法得到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他的自由活动和接触活动中怀疑到了他的真实身分,已将他列入了档案,但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这个人是苏联政体的一个忠实的儿子。

  图尔金站在他的角度也怀疑这个美国人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曾告诉他,所有的美国外交官都很有可能来自中央情报局,这种夸大的幻觉在防范时,常起了误导的作用。

  这个美国人坐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手与他握手。“我叫贾森·蒙克。你是尼古拉·图尔金,对吗?上个星期在英国花园的宴会上见到过你。你好像刚在格陵兰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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