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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数年来，随着到莫斯科外交使团的不断增多，该官邸显得太小了，无法容纳所有的工作部门，因此，在莫斯科的其它地方又建了许多分部。虽然俄方多次主动提出可帮助英方将所有的分部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但是英方却婉言谢绝了。伦敦的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留在索菲斯卡亚码头。该建筑物作为英国的主权领土被保留下来了。 　　当黎明的第一丝曙光在东方升起，慢慢翻过山顶的时候，里昂纳德·蔡塞夫正坐在河的对岸，注视着冉冉升起的那面旗帜。这情景，使他回想起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 　　＊＊＊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在波茨坦外面的密林深处行军时他掉队了。他迷路后很害怕，在森林里跌跌撞撞寻找出路，最终发现了一条沙土小路。然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眼前所看到的事情使他呆若木鸡。 　　前面不远三十英呎处，停靠着一辆敞篷吉普车，里面坐了四名士兵。很显然，他们是在巡逻途中停下来歇息的。 　　车内坐了两名士兵，另外两名正站在车的旁边吸烟，他们手里握着啤酒瓶子。他立刻就辨认出他们不是俄国人。他们是来自波茨坦盟军的外国人，绝对是西方人。一九四五年根据四国的协议建立了盟军，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是敌人，是来摧毁社会主义的，曾经有人告诉过他：如果他们能摧毁了社会主义，他也将遭到杀害。 　　当他们看见他时，他们停止了谈话，目光全部转向了他。其中一个人说：“喂，喂，快看这是什么？一名该死的俄国人。你好！” 　　他一个字都听不懂。虽然他肩上挎了一挺冲锋枪，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害怕他。而他却很害怕他们。他们其中有两个人戴着黑色贝雷帽，帽子上面的黄铜帽徽闪闪发光，徽章后面插着一串白羽毛。他并不知道他面对的是燧发枪兵团的人，羽毛是他们的团徽。 　　吉普车外面的一名士兵离开了他的群体，漫步向他走来。他吓坏了，一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尿裤子了。迎面走来的那个人也很年轻，有一头红色的头发，脸上长满雀斑。他对蔡塞夫咧嘴笑了笑，然后递给他一瓶啤酒。 　　“喂，伙计，喝瓶啤酒吧。” 　　里昂纳德接过啤酒，手心立刻有冰凉的感觉。那个外国士兵点点头，示意让他赶紧喝。他怀疑酒里肯定下了毒药！此刻他并不怕死，于是用牙齿将瓶盖一口咬开，一仰头把一大口啤酒喝了下去，一股冰凉的液体在他的嗓子中穿流而过。这种啤酒要比俄罗斯啤酒劲大，口感很好，但他还是被呛住了，他咳了起来。红头发的人哈哈大笑。 　　他说：“继续喝吧。”对里昂纳德来说，对方说的话仅仅是嗓子发出的声音而已。使他惊奇的是，那个外国兵转身回到吉普车那儿去了。这个人根本不害怕他。他是带有武器的红军战士，那个外国人却对他谈笑风生。 　　他站在树旁，喝着啤酒心里琢磨着尼古拉耶夫上校会怎样看他。上校是他的中队的指挥官，年龄仅三十岁左右，却已被捧为战争英雄。有一次上校停住脚步询问里昂纳德的家庭背景。里昂纳德告诉他自己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儿。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诉他现在他有家了。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吓得要死，哪敢再把那啤酒扔回去？不管怎样，啤酒味道不错，即使是毒药他也要喝。他就这样把啤酒喝完了。十分钟之后，车外的两名士兵爬到车的后座上，戴上他们的贝雷帽，司机发动车后，一溜烟开走了。他们都十分从容，毫无恐惧。红头发的那个人还转身朝他招了招手。他们是敌人，他们正准备入侵俄罗斯，而他们却向他频频招手。 　　直到他们的身影在森林中消失，他才使劲地把那个空啤酒瓶扔到了丛林里。他在树林里奋力奔跑，终于看见一辆俄国卡车，将他带回了营地。因掉队，军士长惩罚他干了一星期的重活，但他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有关那些外国人和啤酒的事儿。 　　在那辆外国车开走之前，他注意到了两样东西，一是车的右前侧面有一个像团徽一样的图案，而另一个是车后方有一根细天线，天线上有一面旗帜，约一平方英呎，旗上印有米字图案，红色的线条十字垂直交叉，并带有两条对角线，一条是红的，另一条是白色的。线条相映在蓝色背景上。看到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这面旗帜，他感到很有意思。 　　＊＊＊ 　　四十四年后，在河对面的建筑物上迎风飘荡的正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兔子”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他知道他不该将这份文件从阿科波夫那里偷走，但是现在他不可能送回去了。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份文件已经丢失了。因此，他决定将这份文件送给那些以那面好玩的旗子为标志的，曾经送给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理它。 　　于是，他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开始沿着石桥岸边行走，他穿过莫斯科河走向索菲斯卡亚码头。 　　＊＊＊ 　　一九八三年在奈洛比期间，当小男孩觉得头痛，并且有点发烧时，他的妈妈认为他是在这炎热的夏天着凉了。但到了晚上，五岁的孩子头痛得哭闹不止，闹得父母整个晚上都没合眼。早上，他们苏联大使馆大院里的邻居都来问个究竟，他们昨晚被孩子闹得也没睡好觉。因为大院的屋墙都很薄，且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都是开窗睡觉，大家都受到了影响。 　　第二天上午，母亲带孩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馆内，没有哪个大使馆配备自己的医生，他们是和别的使馆合用一名医生。斯沃博达医生是属于捷克大使馆的人，但他负责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大使馆的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好人，工作很认真。他看了一小会儿就诊断完了，他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患了疟疾。他在处方上开出适当剂量的药物，是当时俄国医药界常用的氯隆和盐酸氯叭的变体以便治疗疟疾，还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药片。 　　结果是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两天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孩子体温更高了，颤抖得更厉害了，头痛得叫个不停，大使馆的官员毫不犹豫地允许他们去奈洛比的总医院看病。由于母亲不会讲英语，她的丈夫——负责贸易的第二书记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与她一起去了。 　　温斯顿·莫伊医生也是一名优秀内科医生，对于热带疾病他要比捷克医生内行。他对孩子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后，直起身来露出了笑容。 　　“疟原虫的镰形变种。”他出了诊断。父亲有点迷糊了，他皱着眉头身子稍向前斜了斜。他的英语还是可以的，但却听不懂医生的术语。“它是疟疾的变种，它对我的同行斯沃博达医生所开的那种基于氯隆的药有抗药性。” 　　莫伊医生用了一针静脉注射的广用强力抗寄生虫药物。当时，它似乎起了作用。而一周的疗程结束后，病情又反复了。此时母亲又受不了啦。她谴责所有的外国药，坚持要与她儿子一起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KGB的专用门诊就医。之所以能进入KGB医院是因为第二书记（负责贸易）尼古拉·图尔金的关照，他实际上是KGB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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