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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图尔金打量着这个美国人。他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挂在前额,笑容满面。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诡计,也许他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似乎是那种可以亲近的人。要是换个时间,尼古拉·图尔金会根据数年的受训经验对他保持一种彬彬有礼但并非投入的态度。现在并非将来。他需要有个谈心的人。他开始向他倾吐肺腑之言。美国人很关心并富有同情心。他在一块啤酒垫布上用笔记下了惠特穆尔氏病。天黑很久之后他们才分手。俄罗斯人回到他那戒备森严的大院里去;蒙克回到了他的在哈里图库路的公寓里。

  ***

  西莉亚·斯通二十六岁,她身材苗条,皮肤稍黑一点,人长得却很漂亮。她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闻专员的助手。两年前她从剑桥大学的格顿学院俄语系毕业,被招聘到外事办公室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任职。她也很喜欢享受人生。

  七月六日的那一天,她从大使馆的前大门出来,粗略地扫了一眼轿车停车场。她的小型越野车就停在那里。

  在大使馆院里,她可以看见由于那堵钢墙的阻拦蔡塞夫所看不到的东西。她爬上第五个台阶,向下的台阶通往沥青停车场,那里被整齐的草坪、小树、灌木和花坛所点缀,景色很美。她从钢墙的上方放眼展望,看到河那边克里姆林宫的高耸建筑,它清淡典雅,呈赭色和乳白色,各个大教堂的圆屋顶都闪闪发光,映射在不远的红墙上,整个克里姆林宫被雉堞状的红墙环绕。景色壮观极了!

  在她的两边,有两个斜坡通到使馆大门口,大使的车可以开进去。级别低一些的人,只能把车停在坡下,然后步行进去。曾经有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因当时下着瓢泼大雨而斗胆违反规定将他的大众牌小汽车开到了坡上,将车停在下面的门廊里,从而影响了他的前途。几分钟之后,大使的车到了,但大使发现路被堵上了,他不得不在坡下下了车,徒步进了使馆。他挤过人群时,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西莉亚·斯通下了台阶,朝守门人点了点头,上了她那辆鲜红色的越野车,开始发动车。她将车开到“出口”的门口,等大钢门徐徐滑开后开了出去。她将车开到索菲斯卡亚码头,然后左转弯向着石桥方向驶去。她已与一名来自塞沃德恩亚的记者约好,准备一起吃午饭。她没有注意到有一名衣衫破旧的老人正紧随在她的身后。她也没意识到那天上午,她的车是第一个离开使馆的。

  石桥是一座最老的永久性跨河桥梁。过去常使用浮桥,春天,桥被架起来,冬天当河水冻冰能过汽车时,桥就又被拆了。

  这座石桥不仅横跨河流,而且还横穿索菲斯卡亚码头。如果要开车去码头,司机必须向左转,走约一百码的距离,再转一个U型弯,才能从桥上渐渐滑下坡来,到达公路上。但行人可以通过台阶从码头直接上到桥上,“兔子”就是这样走的。他刚到石桥的人行道上,红色越野车就开过来了。他挥手招呼停车,但车内的女人惊奇地看了他一眼,继续开走了。蔡塞夫开始毫无希望地跟着车跑。他看见车从桥的北面半左转进入了博罗维茨基广场繁忙的交通潮流中。

  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大兹纳缅卡大街上的一家玫瑰酒店。这家酒店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爱尔兰人开的,是爱尔兰大使在新年除夕喜欢去的地方,假如他能够从外交宴会脱身的话。

  她毫不费劲就找到了停车的位置,因为越来越少的俄国人能够买得起车或汽油。她把车停在角落里,然后走回去。像往常一样,每当看见那些特征明显的外国人接近饭店时,讨饭的人会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将外国人团团围住索要食品。

  在她就职之前,伦敦外事办的领导已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有过交代,但现实还是令她十分吃惊。她曾见过伦敦地铁中和纽约陋巷中的乞丐,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民是在那里栖身的。但是,这些人主要是职业乞丐,他们可以在不远的地方得到慈善救助。

  而在莫斯科——这个遭受了巨大灾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曾经(前不久)是农民、士兵、职员和店主。这使她想起电视里播放的记录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记录片。

  玫瑰酒店高大的门口,仆役瓦季姆在几码外就看见了她,朝她跑过来,嘴里粗鲁地吆喝着让其它几个俄国人闪开,以便让这位能给他的饭店老板带来重要硬通货的客人平安进店。

  西莉亚看不惯这种蔑视自己同胞而讨好外国人的谦卑行为,她想说些什么,但瓦季姆将他强壮的长胳膊挡在她和伸出的一排手之间,推开饭店的门,将她引进饭店。

  从尘土飞扬的街道和饥饿的人群,到室内正在高谈阔论享受大鱼大肉午餐的五十名宾客,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她是一名心肠非常善良的女孩。每当在外吃饭时面对那么多讨饭的人,她总是很难咽下自己盘中的食物。那位亲切的俄国记者在角落的一张饭桌前向她招手,她似乎没有感觉到。她正在研究拼盘的第一道菜,最后决定要大对虾。

  蔡塞夫仍在苦苦寻找,他急速走遍博罗维茨基广场寻找那辆红色越野车,但是已经找不到了。他前后左右找遍了所有的街道,连一点红色喷漆物品都没看见。最后他选择了广场那头的主街。使他惊奇和兴奋的是,在离那个酒店二百码远的角落里,他看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

  像其它那些不怕挫折、坚韧不拔的人们一样,蔡塞夫在越野车附近找了一个地点,再一次开始了等待。

  ***

  一九八三年,在奈洛比的贾森·蒙克离开维吉尼亚大学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他与许多他所认识的同学都失去了连系。但是他仍然记得诺曼·斯坦。他们之间有一段奇特的友谊:那个个子虽不高,但肌肉强壮、来自乡村农场的足球运动员,他的父亲曾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名犹太医生。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幽默感使他俩成为了朋友。如果说蒙克有语言天分,则斯坦几乎就是生物领域里的天才。

  他比蒙克早一年毕业,享有学校的最高荣誉,然后直接升入医学院。他们以圣诞卡形式保持着一般的连系。两年前,就在他将去肯亚任职之前,当他路过华盛顿的一家饭店大厅时,蒙克看见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在独自吃午餐。他们在一起坐了半个小时后,斯坦医生的午餐朋友才出现。他们在那半个小时里相互交换了各自的信息,但蒙克不得不撒谎说他在政府部门工作。

  斯坦已获得了热带医学博士学位,正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他刚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城陆军医院做研究工作。贾森·蒙克在他奈洛比的公寓里查了他的电话号码簿,并拨通了电话。当电话响了十声以后,对方有个模糊的声音接了电话。

  “喂?”

  “你好,诺曼。我是贾森·蒙克。”

  “太好了。你在哪儿?”

  “在奈洛比。”

  “真是太好了,在奈洛比。你的手表现在几点?”

  蒙克告诉他是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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