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27)

二七

　　周恩来“早晨”起床的时候，刚好在邓颖超吃午饭或是睡午觉时间，待至邓大姐午睡后起来，周恩来已经又离开西花厅去了大会堂、钓鱼台等处，……进入第二个24小时“循环”。老夫妻俩的作息时间常常不同步，因而见不上面、说不上话。这一对革命伴侣缺少普通百姓那种温馨的家庭生活。

　　在“文革”动乱开始不久，特别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形势迅速恶化，一场全国性的夺权运动弥漫开来，全国的工、青、妇机构自上而下地纷纷垮台，邓颖超和蔡畅等几位全国妇联机构负责人被夺了权、靠边站了。

　　那时，邓大姐正疾病缠身，长期居家休养，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她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为党、为国家忧虑，为周恩来担心乃是常理。这时候周恩来的工作压力比之邓颖超当然要大得多。他心里装的是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其他一切事情都抛在了一边。不过，夫妻终归是夫妻，更何况是患难与共几十载的革命夫妻。邓颖超肯定比我们更理解自己丈夫当时的心境。

　　到了中午，我们在值班室的同志听到老俩口在客厅里有说有笑的一起吃午饭，“早晨”在卫生间闹那么点小小的不愉快，早已冰释了。

　　周恩来办事认真细致，有条不紊，组织观念强，保密纪律严格，所以他对自己的办公室也立下了严格的规矩，对自己的亲属也绝不例外。

　　还是在1964年初秋时节，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厅主持召集“专委会”（中央核试验专门委员会）成员贺龙、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一起开会。总理在提到严格保密纪律的时候说：“保密问题非同小可……希望你们回家后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就是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

　　60年代末夏季的一个上午，大约九点多钟，周恩来腋下夹着文件，刚离开办公室准备到卧室去休息。他知道邓大姐已经醒来正要起床，习惯地穿过她的房间去卫生间更衣。这时，他发现邓颖超正躺在沙发里，服务员使劲呼唤着“大姐，大姐啊，你醒醒……”一时唤不醒，邓颖超没有任何反应。

　　“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周恩来见状急得俯下身去大声地用昵称呼唤邓颖超。他的嗓音嘶哑了，夹在腋下的文件掉落在地上都不知道。

　　“你们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叫大夫来！”看样子、周恩来真的急了。

　　这时，我已听到总理的喊声，急忙赶到大姐卧室。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瞳孔，对光反应很好；测血压、呼吸及脉搏都正常；再用手指掐“人中”与眼眉均无异常情况发现。我向总理郑重地报告：“总理，请您放心。大姐没有特殊情况，这是安眠药作用还没有过去，以前也发生过，等一会儿就会醒过来的。”总理似乎在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我——意思是你这样说，有把握吗？

　　“总理，您放心的睡觉去吧。再过十多分钟大姐就会醒来了。”我再一次自信地向他重复了一遍。

　　就在我再一次向周恩来报告时，只听得邓大姐喉咙里“呜，呜”的发出了响声，她还皱了一下眉头，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总理见状也就放心地离开了。

　　我在西花厅岁月漫漫十年间，遇到的这一幕，使我确信周恩来邓颖超夫妻恩爱，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

　　我见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家里有了第三代，三世同堂，革命老人也有一种含饴弄孙，暖融融、乐呵呵、浓浓的家庭气氛。他们也需要有温馨自在、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再忙、在外边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或者是一些压力，一旦回到家里把小孙孙叫来拉到怀里一逗，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都会忘掉了，起码是暂时地忘记了。这也好啊，至少有利于调节精神，稳定情绪。

　　邓小平喜欢孩子是人所共知的。60年代中，我上他家去时，常见他抱着小外孙在院子里散步，嘴里还哼着什么曲调似的。

　　在改革开放年代，广大电视观众都曾在电视荧屏上见到他老人家带着小孙孙到机场迎接贵宾，或参加植树节活动等。这位老人家的襟怀真是海阔天空！

　　我还记得威镇四海、战功赫赫，但身患糖尿病的刘伯承元帅住在北京医院，医生对他的饮食严格限制。他是四川人爱吃腊肉，他让警卫员从家里带来腊肉，乘医护人员不在意，“偷偷”吃了起来。对于他，不论是医护人员、专家主任、医院院长还是他的夫人都拿他没有办法。尤其是老夫人要是在一旁帮着医生说话，他的脾气会更大，冲着老伴儿发火。唯一的“法宝”就是叫他不满十岁的小孙子来，准能把老爷子“管”得服服帖帖。

　　哎，这也可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儿子管老子不敢管，管不住；孙子管爷爷常常就很灵光。你说，这老爷子就是听孙子的，你有啥法子呢。甭管刘元帅曾经驰骋疆场，指挥千军万马，而今却被自己的孙子这么个小不点儿“管制”住了。这或许是人们常说的“老小孩儿”，是天性吧！

　　如今年过花甲的我，也有了小孙女，这样的体会正在慢慢地加深。我是周恩来身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然是以常人的眼光来观察与思考问题，我想周恩来是伟人，但他也是普通人。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写道：“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尔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病故，终年88岁）了。”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12年以前……”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1970年，邓颖超赠送给她的挚友、已故著名口腔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牙科保健医师、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的一张照片，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老俩口在西花厅院子里海棠花开时节的合影。邓大姐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了三个鲜为人知的年份：1919年、1925年与1970年。这三个年份的含意是：

　　191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在天津；

　　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

　　1970年5月，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西花厅海棠花盛开季节。

　　从以上的引文和邓颖超在那张珍贵照片背面书写的三个重要年份，足可以看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党内外堪称革命终身的模范夫妻，恩爱情深、忠贞不渝，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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