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28)

二八

　　1966年5月，春光明媚，中南海湖边垂柳拂面，“海内”绿草茵茵，西花厅海棠花盛开，满院芬芳，蜂鸣蝶飞，中华大地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首都人民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天灾”与“人祸”兼而有之的苦日子，许多人因长期吃的饭菜清汤光水不见油星、更没有肉味导致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肝炎。且不要说一般群众，即使能到北京医院来看病的不少高级干部同样是这种情况。

　　那时候，怀孕妇女受的苦更大，肚子里的小生命尽管从妈妈身上吸取了一部分营养，但仍不能满足其发育的需要。医院里许多怀孕的医护人员双下肢严重浮肿，走路时拖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腿迈不开步。

　　那时，我儿子在他妈妈肚子里足足呆了十个多月，已超过了预产期，按理说，孩子不算小了，为什么仍不觉得肚子里有何动静，真担心孩子发育不良，将来生出一个怪模怪样的畸形儿。我妻急忙赶往上海回娘家去分娩，设法买一点高价食品来一个快速补充营养法，起码可以自我安慰。

　　她回到上海养小囡，但亲属、邻居与同学们看见她那个足月怀胎的肚子一点没有显山露水的样子，大家对她到底是否怀了孕还真的有点儿怀疑呢。

　　那时，政府对干部作了一点“特殊”照顾，将干部自上而下按级别分成“肉蛋”、“糖豆”和只有“黄豆”三个级别。我是属于只有“黄豆”那个档次。我们总算得到极为有限的物质补充，就这样一天天熬了过来。大家对于那时经常断炊饿肚皮，几年闻不到一点儿肉腥味的滋味，体会极其深刻。

　　后来，国家经济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街上副食店里东西多了一点，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菜篮子”和“米袋子”情况稍微得到改善。老百姓马马虎虎过得去，过几天温饱与略微轻松的日子已是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多余的念头。

　　那时候，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倒也觉得宁静自在，心情不那么紧张，只盼着不要再来什么“政治运动”。不过，愿望归愿望，现实还是现实，老百姓无能为力，只好顺其自然。

　　但是，一些“老运动员”们比较敏感，他们察觉到社会生活中似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紧张和无形的压力、犹如激战前夜那种可怕的“寂静”。

　　自从60年代中苏两党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展开激烈的论争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敢于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兄弟党”已是寥若晨星。以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为界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如法共、意共和日共……等几乎都发生分裂，重新站队，彼此的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甚至干脆中止了党际关系。因此，那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友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亦是相当珍贵或不可缺少的。

　　再说，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已经成了“禁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重地设在16号楼，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住在里边。堂堂国宾馆门前搞得冷冷清清已有多时，确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1966年4月下旬，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国给予了很高的礼宾规格，周恩来总理率领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到东郊机场迎接贵宾。我坐警卫车随同前往。

　　长长的迎宾车队直接驶到停机坪旁。迎宾队伍中有威武雄壮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阿尔巴尼亚及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由学生组成的身穿艳丽服装，手捧鲜花，挥动着彩旗的迎宾队伍站在停机坪旁。当阿尔巴尼亚国宾的专机徐徐落地驶向停机坪时，欢迎队伍中立刻鼓乐齐鸣，口号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款步走向舷梯旁，同谢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其时，中方领导人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地缺少了一位重要人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

　　彭真在“海内”工作人员心目中视他为政治局“常委”。按以往的惯例，像这样重要的外事活动场合是少不了他出面的。彭真是中国共产党在“反修”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地位相当突出，所以，在这么重大的国际与党际外交场合，他的出席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应景”之事。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国宴款待阿尔巴尼亚贵宾。此后的会谈、文艺晚会，以及5月初周恩来陪同谢胡到外地去参观访问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中，始终没有看到彭真出席。这一异乎寻常的征象正向人民提示着一个信息：一场使人心悸的急风暴雨即将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

　　此时的我，已经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样一个政治上敏感的环境里工作近半年了。这儿的纪律很严，同事间没有人议论尚未公开的党内任何“机密”，我初来乍到，在西花厅的资格还嫩了点，自然不会知道党中央“领导层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大多数北京老百姓一样，对正在悄然而起的“史无前例”的动乱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我更不会想到日后发生的这场“文革”灾难，使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遭受破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持续时间会长达十年之久！

　　这场动乱发展势头迅猛，波及面广泛，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受异常残酷的迫害使我惊悸不安。我所崇敬的老首长、老领导，或是敬重的老专家……突然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对此，我始终处在不理解、接受不了、无法面对从而陷入忧心忡忡和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

　　但是，这一切又都是亲见、亲历与亲闻的事实，并不是道听途说。同事之间每当碰到自己解释不通的问题时，相互间只用一些中性词，如“不理解”、“跟不上形势”等言辞敷衍搪塞之，不敢正面议论。偶尔找自己认为“可靠”的、不会被“出卖”的知心朋友，如老战友、老同学在一起直抒胸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避人耳目，小心翼翼地找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去议论或者发泄一通“牢骚”。

　　我们这一代是属于“一切听从党安排”、跟党走到底的人，在“文革”中被批判为“驯服工具”。我们政治上比较幼稚，对于党内斗争，尤其是党内高层政治斗争，缺乏一定的认识，因而一旦政治风云骤变，便难以面对不知所措。

　　比如，1953年3月5日，我在上海卫生干校校园里温课，突然听到人家说：“电台广播斯大林逝世了”，尽管事先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但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消息明明是真的，我却不信，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但是，校园里的大喇叭很快不停地播放国际歌，以前每当听到这个曲子总有一种庄严感，此时听到电台播放这个乐曲却有一种哀婉、令人伤痛的感觉，并使我若有所失。我禁不住两行热泪扑簌簌的滚落下来，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那时，哭斯大林的人何止我一个，整个校园里哭声一片！”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