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26)

二六

　　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那张长条型会议桌上的“海拔”永远不会降低的“小山包”，总是等着他去批阅处理。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仅我所见周恩来批阅有关卫生工作的一些文件、领导人的病情报告等，文件上满纸都有他红蓝铅笔的划杠、圈点与批注，更不要说其他重要文件了。周恩来就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秘书们说，凡是机要部门送到周恩来办公室（“文革”期间改称“总理值班室”）来的文件，只要封面上写有“周总理亲启”字样的文件，秘书一律不得拆封，必须交周恩来亲自启封处理。他阅读与处理完那些“亲启件”后，亲笔在信封上写“退XX同志”，并亲自将文件封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领导人则授权给秘书，他们可以打开并阅读这类“亲启件”，起码能帮助首长“过滤”一下这类“亲启件”，看看是否一定要首长亲自处理，那样起码可以节约时间，亦少消耗一些精力。但周恩来不许这样做，谅必有他的道理，决非我辈能理解得了，亦非他不信任身边工作人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期间，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保健医生，不是机要工作人员，职责明确、绝不含糊，对上级领导有关“三不”的纪律教导时刻铭记心头。

　　但是，有时也会遇到这样一些尴尬的情景：比如当周恩来在办公室按电铃招呼人时，恰好身边其他人员临时忙别的事情去了，我在值班室听到铃声不得不权充“替补队员”立刻进办公室应召。

　　进房间后，我有意站在同办公桌稍稍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避免能看清桌上那些标有“机密”、“保密”、“绝密”和“亲启”字样的信封与其他已经启封的“红头文件”。这里毕竟是机要重地，所有文件我都不该知道。我为的是“火烛小心”，怕的是万一丢失了文件、暂时找不到某一个文件，或者是“泄了密”，我很可能首先成为“嫌疑分子”。

　　“你站这么远干什么，想避嫌啊？你在我这里工作，我是信任你的嘛！”周恩来一见我这副“模样”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用和缓而略带批评的语气说。

　　有时，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向我交办工作，此时恰好电话铃声响了，或者是总理临时叫秘书进来交代工作，每遇这种情形，我赶紧离开办公室。

　　“哎，你的事情还没有完嘛，不要忙着走开，我有不能让你知道的事情，会叫你离开的。”总理表示理解地说。我只好站在原地待命，你不想听也得听。

　　是啊，周恩来一看就透，说话一针见血。周总理和邓大姐确是信任我，否则也不会同意我到西花厅来工作。可是，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自己的职责始终只是保健医生而不是别的，切不能因总理对自己的信任，我就在办公室里随便起来，松懈了“保密纪律”。周恩来的办公室无疑是机要重地，连邓颖超都没有一把办公室门锁的钥匙嘛：我怎么能随便靠近办公桌，任意扫描堆放在桌上的那些标题醒目的“红头文件”呢？

　　同样，我认为能够将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的，肯定不是小人物，也不是小事情，决不是一般家庭电话，老朋友间“道安”或闲聊家常。所以，尽管总理有过多次交代，但我决不会忘乎所以，以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形，我宁愿挨他的“训斥”，也不敢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呆在那儿听他跟人通电话。

　　我依旧每每遇到类似情形，照旧马上离开办公室。周恩来的工作那么忙，事情千头万绪，万一他一忙乎却忘了这档子事儿——他身边还有我这么个人“戳”在那儿，他同别人通电话的机密内容，一不留神就让我听见了。他可以对此并不介意，可我就不该这样做了。自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都要靠自己动脑筋，灵活处理现场情况。周恩来在办公室里通电话，我任何时候都应当回避，除非总理吩咐要我呆在那儿。

　　我不能为这些小事情每次都要等总理发了话，我才走开啊。我是组织上委派来照顾周恩来的，不是来给他添麻烦的。我应该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顶多挨他几句“训”就是了。何况，邓大姐在我初来西花厅时就交代明白：“恩来的工作太忙，他的脾气急，有时他说你几句，你也别往心里去……”我的言行应当符合她的要求。

　　不过，请大家千万不要对此产生丝毫误解，以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成天战战兢兢的样子，那岂不成了人们常说的“伴君如伴虎”了吗？其实，我这儿仅仅是说自己在初到西花厅工作时遇到的那种“特别情况”之下的心理状态及处事方式而已。

　　一个初来乍到，不了解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活，不太熟悉西花厅情况和处事“规矩”的我，会遇事紧张，小心谨慎也是很自然的心态。这或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那些在西花厅工作有了年头的“老资格”们决不会像我那个样子。不然，天天事事处处大家都那样紧张、疑神疑鬼，还叫人怎么活啊？！

　　“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把我也搞得紧张了。”对此，周恩来曾这样说过我。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为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我渐渐改进工作方法，再有老大姐和周总理值班室老同志的帮助，处事“稳重”了一些，不再那样自己紧张、让周恩来看着也紧张，工作亦比较顺利一些。不然，你能在西花厅呆十年吗？

　　“文革”初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同平常一样，起床后到卫生间洗漱，警卫人员去忙于准备早点等事，我随侍在侧。

　　“昨儿夜里睡好了吗？中午不出去了吧？”邓颖超关切地问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吭声。

　　其实，邓颖超由值班人员工作记录本上早已了解这些生活情形，她也从秘书那里知道当天的工作安排。

　　“我已让老桂（厨师）给你准备了虫草炖鸭子，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一顿饭了，今天一起吃顿午饭吧。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跟你呀，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没等邓大姐往下说完，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啊？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话音刚落，恰好秘书敲门进来向周总理报告工作，我随邓大姐离开卫生间。这时，邓颖超在刚进卫生间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高兴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当时，我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同情邓大姐，有点埋怨周总理，邓大姐诚心诚意一大早到卫生间来向他“问早安”。她希望老俩口见了面能在一起好好呆一会儿，说说话，一起吃顿午饭。她想营造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才没话找话的说了这么几句极平常的玩笑话。

　　周恩来成天忙于工作，白天常去国务院、大会堂、京西宾馆或钓鱼台等处开会，参加外事活动或是找人谈话，很少在家里办公。他起床后只要一离开西花厅，大多在后半夜，甚至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大多数情况是，周息来忙碌了一天从外面回到西花厅已是深更半夜，邓颖超已经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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