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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九


  我和孩子们扶着灵枢,将竹栖葬于重庆江北的一个公墓里。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

  下葬的第二天晚上,陈于彤就来看我,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于彤给我介绍说这是饶时俊同志。饶时俊一见我,就握住我的手说:“诗姐,这些年,您辛苦了。您的情况,竹栖常给我们说起。”

  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

  饶时俊当时是代表组织上来和我谈话的。我把随时都放在身上的玉璧的照片拿出来,说起玉璧牺牲后敌人对我们华蓥山的大屠杀;说起当年车耀先对我的嘱咐和我在万县的遭遇;还说起前不久我去大竹后山见到冯老二——我们这支队伍最后一批同志的情况……说得泣不成声。饶时俊拿着玉璧的照片,一边听着,一边也掉眼泪。就这样,我们一个哭着说,另一个哭着听,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饶时俊看着玉璧的照片,喃喃地念着玉璧写在后面的那些文字:革命意志从此决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突然说:“老大姐,这照片你得撕掉,你看这后面写的这些字,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多危险。”

  我一听愣了:要撕掉,这怎么行?想了半天,我突然拿起照片,用指甲从立缝中间拨开,然后顺着这缝子小小心心地,把照片前后撕成了两半。我把照片后面写的字藏好,说:“您看,这样行了吧?”

  饶时俊点点头,说:“行啊,姜还是老的辣,老大姐您真有办法。”

  从此之后,这张照片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前后两张。

  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叫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华蓥地区‘清剿’的队伍都撤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二十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按照王璞同志的安排,我即日起身回岳池。这时天气已经热了,衣服穿得少,路上敌人的卡子密得很,我拿着一些老王交给我的《挺进报》,想了半天才决定把它们绑在腿上。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赶一截船又走一截路,走一节路又赶一节船。那些《挺进报》绑在腿上,不敢走快了,天黑了才在合川界内一个叫大米溪的小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刚睡下,就有人来打门。没等我起来,两人就闯了进来,枪一横就喊:“检查!什么人?”

  我腿上有文件,没敢脱衣服。不等他们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说:“查什么?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要查,叫个女的来。”

  一个兵听了,把枪一收说:“嘿,你这老太婆,嘴还硬呢!”接着就凶煞煞地问是哪个乡的人、到哪里去、你们的保长乡长是哪个……我心里在想,别看你的嗓门高,你走过几多地方?就胡乱编了一套。那几个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不惊不诧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瞪了我一眼,走了。立即就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喊:“给我绑起来!还有那个!把那个也给我绑了!带走……”接着就是一群人强拖硬拉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面河边上有人在喊救命,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被他们沉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有那些被他们怀疑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被沉了河的。明天,这两个人,也会成为渠河里时常漂着的那些无名尸,亲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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