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46)

四六

　　他也和其他置身异国的同志一样，惦记着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子，关怀儿女们的成长，在工作之暇的言谈中，多次地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他曾准备把妻儿接去海参崴，但由于妻子办理护照找不到保人，加上中东铁路事件尚未了结，“九·一八”事变又已发生，中苏海运不通，愿望未能实现。伍复明在上海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秉益、秉琪）回到湖南乡下，二女儿带着妹妹秉佑去南京，求人谋了个小职员，姐妹俩相依为命。

　　林伯渠思念着他们，但为了革命，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着。在学习上，他除了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继续学习俄语。为了满足他如饥似渴的学习要求，党校还从远东国立大学中文系物色了一名学生，来单独给他上课。这一学习，他一直坚持到离校时为止。

　　林伯渠在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工作期间，国内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工农红军连续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和红军都有了很大发展。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便急于回国参加斗争。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借去南俄养病的机会，专程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派他回国。批准后，他迅速返回海参崴，交代好工作，即离开苏联。

　　当时，中国留苏学生回国有三条途径：一条是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到香港或上海，这条路很安全；第二条是越过东北中苏两国边界，由于中国边防管理不太严，我们的同志可以在夜间潜入国内，这条路也算比较安全；第三条是从海参崴直接到上海，这比较危险，因为是坐苏联船，而且是从苏联来到上海。林泊渠“明知非常危险”①，但他急革命工作之所急，为了争取时间，毅然“从海参崴搭舰回沪”②。他“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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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林伯渠自传》。

　　他是扮成水手模样，乘三北公司的轮船到上海的。上岸以后，忽然有几个人走来围住他，一个说他是从苏俄来的，一个抱住了他的腰。他有点吃惊，以为被发觉了。幸好，这些人并非特务，只不过是一群讹诈勒索的流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不与纠缠，尽其所有给了那伙流氓，换了个安全脱身。

　　林伯渠到上海后，住在西摩路党中央一个招待所的亭子间里。这时，临时中央已迁往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组织部长杨天生（黄玠然），把决定他去中央苏区的意见告诉了他，要他不要随便出去，就在招待所里等船票，做好起程的准备。后来，中央局交通部主任刘作抚送来了船票，并护送他上船。他取道广东汕头，再经过大埔、茶阳和福建永定到了苏区的边境。在进入苏区时，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曾被搜山的敌人打伤了手，但他没有犹豫、畏缩，仍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关卡，终于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抵达了渴望已久的中央苏区。

　　〖为革命理财〗

　　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肩负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的重任。当时，敌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虽已被粉碎，但仍对苏区进行着残酷的经济封锁，加上党内的“左”倾错误，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面临严重困难。

　　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去专做政府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正式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发布训令指出：“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①。随后。人民委员会任命林伯渠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为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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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0号，《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

　　林伯渠到职后，在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中，首先抓了粮食问题。因为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受敌人抢劫和烧毁，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和根据地群众都迫切需要大量粮食。

　　他认为，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多种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①。他除了关心、促进农业生产和纠正过去忽视粮食工作的错误观点以外，国民经济部成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第一号训令。一方面要求粮食调剂局从粮食较富裕的地区多采购一些谷物，另一方面，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和妇女会的代表参加，展开讨论，以便采取说服、鼓励、竞赛等方式，发动群众在最近两个多月内，每人设法节省一斗谷子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在他的努力下，各地收集粮食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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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1号，《红色中华》，1933年5月20日。

　　在安排好解决青黄不接的粮荒工作以后，林伯渠立即把精力转移到夏收以后的粮食工作上。当时，田野里碧绿的稻浪，随着熏风的吹拂，很快就要变成金黄的穗浪了，两个月之后，新谷即将上市。他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苏区的粮食本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若没有全盘的、周密的计划，那就容易造成粮食恐慌。例如上年江西的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秋收后谷物跌至六、七角钱一担，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奸商、地主乘机操纵，将大批谷物偷运出境，或者大量囤积，待价而沽。有鉴于此，他于五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国民经济部第二号训令①，将此情况告诉人民群众，并且指出，为了充实红军供给，保障后方民食，我们必须开展储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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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红色中华》，193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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