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45)

四五

　　一九三〇年春，林伯渠按照学校的安排，参加了集体参观活动。他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参加工人、农民的会议，倾听他们对苏联经济政策的热烈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实情。他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地去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并把见闻和感受写在日记里。这一参观活动，进行了三个月。在总结参观收获时，他滔滔不绝，深感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更加生动地了解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

　　林伯渠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党性。一九二九年秋，苏联共产党开展了清党活动。共产主义大学也进行了清党，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林伯渠后来在追述自己的感受时说：“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党清党的时期，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全党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一年多的学校生活，对于我的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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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自传》（原稿）。

　　一九三〇年夏，林伯渠被派去海参崴工作。当时，在海参崴地区约有十万名中国人。苏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中国青年工人中加强培养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干部。为此，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将原海参崴俄国党校的中国部单独建校，命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党校需要大批中国教师，林伯渠和吴玉章等先后被派去工作。关于林伯渠在党校的工作情况，当时的教务主任兼列宁主义教员陈大刚（即张锡畴），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写的《回忆林伯渠同志》①一文中，作了翔实的介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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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接受访问后写的，系未刊稿。

　　（林伯渠）只要工作需要，他就勇挑重担，既教书又教人，诲人不倦。他教的主要是中国语文。鉴于学生语文水平参差不齐，他分几个进度进行教学，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反复地不厌其烦地结合着课文的政治内容去讲解，直到学生完全了解为止。他还抽空到班里去进行辅导。有时学生也直接到宿舍去找他质疑。他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学生的成绩也比较好。……

　　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室，宣传中国革命。当时，当地

　　许多苏联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但对中国的情况却知之不多。这种情况，在党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也同样存在。为了加强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在吴玉章、林伯渠、杨松等人的倡议和参加下，学校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那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研究中国问题的图书和资料，还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地图和图表，定期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会、座谈会等等。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便是我们经常的主讲人。这些活动加强了人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使中国问题研究室成为学校传播中国革命信息、宣传中国革命的阵地。

　　协助党委书记工作。苏联办这种类型的中国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语言障碍，困难较多。按苏联的体制，学校的党、政是分开的。行政负责人不兼党委书记，但必须是党委成员。党校当时的党委书记，通常是从学生的骨干中挑选的。为了加强党委的工作，我们常固定一位教师协助党委书记。有段时间，林伯渠就担任了这一工作。他责任心强，党性强，坚持原则，常同脱离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倾向的人和事作斗争。他除协助党委书记安排日常工作外，还给党员讲党课，找同志谈心，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

　　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如去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中国戏院参加某些大型的中国工人集会和娱乐活动。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的同志了解在中国工人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扫盲工作的情况。当他了解到用汉字进行扫盲的困难时，深感扫盲工作的迫切性和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恰巧这时，苏联负责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中国工人中试用拉丁化汉字进行扫盲。于是林伯渠和吴玉章便和一些苏联语言专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①作基础，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并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方案加以改进。之后，便用拉丁化中文出版报纸和书籍；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中文扫盲；对每个中国干部进行拉丁化中文考试。这些措施，对在中国工人中的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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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是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首创者，主张中国的文字改革必须是革命，著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和《新中国文草案》。

　　林伯渠在党校时与吴玉章同住一间房。他们议论时局，研讨问题，互相切磋，彼此照顾，了解至深。有一次，有人利用吴玉章在编写一本中文教科书中的某些提法，向远东边区党委告状，说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远东边区党委要党组织讨论给予他处分时，有的主张给予劝告，有的主张给予警告。林伯渠却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他在发言中说，党组织处分同志的目的，是帮助党员改正错误，吴玉章已经自觉地改正，就不必给予处分了，只需作一个决议，嘉勉他改正错误就行了。结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并嘉许吴玉章是党员的模范。

　　林伯渠在海参崴时，苏联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党校还没有自己的食堂，林伯渠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到普通的中国工人食堂用膳，他只是在非常需要时，才到中国餐馆去吃一顿便饭，算是改善一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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