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3)

三

　　林伯渠父亲林鸿仪是个思想与时俱进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将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经慨然叹道：“日本国……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①他对自己的家乡安福县，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到处是鸦片烟馆，感到十分痛心，曾经写道：“洋烟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乡前五年并无烟馆，今且累累相望矣。此殆于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运也。”②他自己衣食无虞，但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却深感忧虑。就在应聘道水书院山长前夕，曾奉县命去考察邻县石门的雄磺矿和天门书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磺矿，名为官办，实为豪强所占，他们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矿洞深暗、坡陡，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劳动所得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因而书成一绝：

　　是谁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悬。
　　上下千人纷若蚁，生涯大半在黄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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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3月2日、1月21日、3月11日。

　　林鸿仪这种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对林伯渠有很大影响。他诵读父亲抄给他的《磺洞七绝》以后，对矿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林伯渠到道水书院一年以后，书院的新课改变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状况，逐渐有所好转，他即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新课的学习。在新课和报刊所传播的新知识的影响下，他的精神面貌也渐渐变得清新活泼，尝试着以新的眼光去接触自然，观察社会。一八九八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书院东南隅的奎星楼，直至顶层。他举目四顾，万象纷呈。东西是原野平铺，南北有岗陵起伏。近看道水，港曲帆翔；远望浮山，云遮雾掩。加上那鹰飞鱼跃，犬吠鸡鸣，他感受了万物的静态，也领略了万物的动姿，而且与平时所感受领略的大不一样。他好象在经历着一次精神沐浴，恍惚身处万物之中，心超万物之上，总觉得在美好的江山中，有一些酸心碍眼的东西在那里扬尘鼓浪，窒息人们的呼吸。这书院外面，什么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还有什么祠、宫、坊等，咫尺之地，殿宇林立，里面供奉的各种偶像，无非是昭告人们要安分守己，劳而无怨，死而无恨。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天主造人物之说，殊太不经，然竟有信之者。”①“风水之说，达者弗道。”②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道吗？

　　第二天，他把这些感触告诉了年已十八岁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学黄右昌③。二人听罢，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林伯渠欢欣鼓舞，积极赞同。随后，他们开始结交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还特意把学友中知县的儿子也联络进来。于是，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便在道水书院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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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5月7日、1月16日。
　　③黄右昌（1885—1970），咸丰年间澧州进士黄道让之孙，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一八九八年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挥下，林伯渠和几十个学友齐心协力，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县署闻讯，立即派人赴现场勘察，到书院查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且当众供认不讳。这使县署的差人十分尴尬和棘手，后来只得敷衍从事，不了了之。

　　事隔四十六年，林伯渠与黄右昌在重庆相晤，彼此互赠诗篇，他还记忆犹新地怀念在道水书院时“丱角交游”、“奎楼聚首”的少年英雄气概。

　　一八九九年春，林伯渠又回到父亲跟前就读，并接受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林鸿仪在京师就赞同维新运动。他从北京归来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失败，湖南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组织的南学会被查禁，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等均被革职。他对此感到非常痛惜，但仍坚信“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纵令处之危险之秋，苟有自强之精神以鼓舞一世，未有终于不振而甘居人下者也。”①他认为乐于教人，善于教人，就一国言，为一种优良之世风；就一家言，为一种优良之家风。为了作育人才，他从北京回到安福后，接受了澧州的聘请，到钦山寺举办新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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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鸿仪：《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旅致中兴论》稿，载1899年《日记》本中，无具体月、日。

　　钦山寺学馆于一八九九年春始业，就读的有澧州、安福、石门、安乡等县学生三十余人，林伯渠与林修梅也由道水书院转到学馆。

　　自从维新运动失败，科举、读经、八股文又颇得势，林鸿仪既鼓励学生读新书，求新知，作实用文；同时对以应科举考试为目的、注全力于读经作八股文的，也不强求他们改变意志。但他认为科举复盛，不过是回光反照；学堂兴起，却是势所必至。因此，他决定让伯渠为升入高一级的学堂作准备，新旧课兼修并读。新学以历史、地理为主，算学次之；古籍有《诗经》、《楚辞》、《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老子》、《庄子》、《韩非子》、《左传》、《公羊传》等等，其中有的是继续肄业，有的是新开课程。父亲苦心孤诣、耳提面命地贴心教导，儿子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勤奋攻读，几年时间的学习，使林伯渠在中国史地、古代汉语、诗词歌赋等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底，并且长期受用，永志不忘。后来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寿》中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途程，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林伯渠在学业上得到了父亲的教诲指点，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了他“随势前进，择善而从”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出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搬出和附会了西汉时公羊学派的“三世”、“三统”说，为维新运动制造理论根据。林鸿仪非常欣赏这种理论，在钦山寺学馆期间，他就用了六个月时间，以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指导伯渠攻读公羊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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