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4)

四

　　公羊学说的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其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乱到治，越变越好。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西汉公羊学派这种理论，是为了适应刚刚兴起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以便证明刘邦虽然出身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却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它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却完全有存在的权利。尽管康有为、梁启超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公羊学说的框架，但在当时条件下，它却有力地冲击着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根据。

　　林伯渠学习了公羊学说，联系当时的现实，在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印象非常深刻。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在日本东京听孔教会讲《公羊传》后，就在日记中写道：“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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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日记》，1913年11月2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湖南版），第30页。

　　〖向往富国强兵〗

　　一九〇二年，林伯渠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绪皇帝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可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后，在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时刻，为了摆脱窘境，她却想把自己打扮成实行“新政”的旗手。一九〇一年一月她与光绪皇帝颁发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八月，下令整顿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并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这种变革，主要是废科举，立学堂，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而它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货色。然而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毕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广设学堂，遍采西学，也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情况下，湖南成立了中、南、西三路师范学堂。西路师范是当时湘西的最高学府。创办之初，它令湘西各县每县选送二人入学。十六岁的林伯渠在思想开通的父亲的支持下，“经过县考”进入了西路师范。学堂所在地古城常德，是湘西门户，交通方便，市井繁荣。父亲亲自送伯渠入学，让他熟悉环境，带他走亲访友和游览城郊的名胜古迹。林伯渠离开了安福家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眼界大为开阔。

　　西路师范开办时只有百来名学生，第二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在这里，林伯渠先后学习了经书、诸子、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博物学、化学、物理、日文、英文、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从而使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较过去宽广许多。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期间，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他对湖南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风流人物、西路师范的创始人熊希龄，非常敬佩，并且发为吟咏。原来这学堂的主体房屋，曾经是明朝荣定王朱翊珍的王府，但几经兴废改建，早已不是昔日模样，遗物只留下几个巨不可抱的石磉和一口胭脂井了。林伯渠对王府到学堂的变化，有感于衷，便信手写来：

　　此是何处？父老传言，云是昔日王府。断井还浸婢妾泪，遗础犹呻龙凤宇。金屋高悬午夜灯，照得轻歌曼舞。为问当年王后宫，今日该由谁作主？凤凰莅止鸣高岗，麒麟云集结新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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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青少年时的同学沈少卿回忆。

　　这里的“麒麟”是美喻弃科举而入学堂的新来学友；“凤凰”当是指熊希龄。熊是湘西凤凰县人，曾有“熊凤凰”之称。他素来主张变法维新，为了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材，曾于一八九七年冬从北京回湘，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筹办了时务学堂，并任提调，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严重地打击了湖南的顽固守旧派。戊戌政变后他被革职，敛迹回家，改图在较小范围内兴学，以待再举。这次创办西路师范，他联合湘西名士戴展成以得地利，假清军头目黄忠浩之名以取人和，而学堂的实际主持人则是他自己。

　　林伯渠这一吟咏，由学友而至师长，辗转相传，终于为熊希龄所知。熊问他为何要这样写，他说出了自己认为一个维新运动的斗士理应受到尊敬的心情。熊希龄一面告诫他：你自以为是含蓄，而人家说你别有用心，你将有口难辩，一面提示他：学堂订有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报刊，可在课余尽力去阅览，从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但发为言论，见诸行动，却要谨慎小心，不要给我招祸。林伯渠虽然觉得这似乎有些小题大作，却也是一片真心，特别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启示。

　　在西路师范期间，林伯渠眼见国势孱弱，外侮侵凌，他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和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心向往“富国强兵”，其所以如此，从一个方面看，也是继续受着他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七年，林鸿仪对山东胶州的教案中，德帝国主义借故挟制中国，要督抚李秉衡、知州许颂鼎抵罪，而“中朝竟甘受其挟制”，将李秉衡革职，发往军台，逼迫知州自尽，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甚，“殊堪太息”①。他完全赞同义和团的反帝行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奋力抗击八国联军时，光绪皇帝曾多次传谕嘉奖，他工工整整地将嘉奖令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从这里也可窥知他对义和团的胜利是何等兴奋。他这种爱国主义的态度，对林伯渠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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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鸿仪：《日记》，1897年农历11月8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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