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2)

二

　　父亲怀着期望儿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心情，除了督导伯渠继续锻炼体魄、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他着手编辑一套课本，共计四种，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以便明确编书的宗旨和选材的主要内容。这四种书是《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和《励志曲选》，除“文选”以外，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但文、诗、词、曲都是撷取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从一八九四年春天开始，父亲即逐渐教伯渠课读。这套课本，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流行日广，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不管编者是否有意，实际上它在当时当地，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却起了一定的驱旧迎新的作用。

　　一八九五年，九岁的伯渠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私塾就读。主课是“四书”，先读《孟子》，而后《大学》、《论语》和《中庸》。《孟子》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内容也能开阔心胸。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伯渠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语句，感到非常新鲜。读《中庸》时，学到书中说的为学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感到很受启发。

　　父亲秉承祖父及老师彭菊泉的教诲，素来认为为学最忌空疏而不务实，只顾独善其身而不求兼济天下。他认为要经世致用，不仅在于礼乐刑政，尤要充盈府库。他最服膺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相信贾谊的壮语：“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也悦服刘晏的深谋远虑：“理财当以爱民为先”，而爱民“当使之耕耘织纤”，“而不在赐焉”。因此，曾拟出一个书目，叫伯渠细读《史记》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篇，这些传主都是力主并坚持改革的人物。正处在记忆力旺盛时期的林伯渠，通读了这些传记，知道稼穑艰难，为人作事必须务实，这对他后来重视理财和善于理财，是有影响的。

　　〖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影响〗

　　一八九六年三月，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起，来到设在安福县城的道水书院就读。

　　道水书院创建于一八〇四年，九十多年来书院在教育事业上并无重大进展，它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是钻营仕途者，或年轻的老朽。但近年来开始有点变化。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初步发展起来。一八九五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创办湖南矿务总局，开采铅、锌、锑、锡、黄金等矿产。同时，对教育制度也作了一些变革。湖南学政江标，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八股文甚为鄙薄，岁考取士，凡文体奇特、不囿于八股格式的多被取录，从而使全省文风大变。这股清风也吹到了道水书院。一八九六年初，林伯渠的父亲应聘为该书院山长，他把儿子和侄儿带来书院学习。到职后不及一月，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国子监进修。他的儿子和侄儿仍留在书院学习。这时，道水书院设有四部（经、史、子、集）精选、四部专读、万国坤舆（地理）、万国史记、算学、格知初步等课程，还订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供师生们自由阅览，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势。

　　林伯渠从山村的私塾，来到这个县城的新书院，感到非常新鲜，抱有很大希望。可是书院改革伊始，困难重重，书院开的新课，是由几个中年教师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才勉强讲授的，当他们把这刚刚学来的知识讲完后，便再也无法继续讲授下去了，新课大都变成了“空课”。林伯渠无可奈何，只好以主要精力研读古籍。

　　林伯渠在书院教谕的指导下，学习了王阳明的著作。他首先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大学问》，因为在私塾时读过《大学》等书，现在他从《大学问》中，得到了关于“格物”、“致知”等概念的新的解释，感到既在复习，又在新学。少年时代的林伯渠自然无力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作出科学的判别，但他从王阳明的《大学问》、《传习录》中，却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他感到王阳明注重人心的作用，可以使人们在做人作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不依赖命运和神鬼，少依赖环境和条件；在自我修养中要严以律己，注重慎独，做到言行一致。这些，对他后来加强自我修养和启发教育他人，都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时，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阳明的言论以自责、自励。

　　林伯渠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继续滑行的岁月，他在湘西的山乡目睹贫苦农民衣衫褴褛、日食维艰，甚至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种种凄凉景象，同时也闻知太平军攻克常德、澧州等地的英雄事迹，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惨遭杀戮的情景。例如他就曾听人们讲述过，一八九〇年九月，澧州哥老会首领廖星阶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领会党二百余人携刀带棍，拥进作恶多端的团总、监生杜彩珍家，将他杀死。几天以后，又率众进袭澧州城，被反动武装击败，廖星阶避走不及，为巡缉营拿获。次年，他与会首徐树堂被押解省城杀害。被捕的陈启元、鲁详美、石盛旦等头目，亦先后被就地处死。其他会党分子有的被押往边疆充军，有的在本籍监锁。林伯渠来到道水书院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凡此种种，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

　　林伯渠开始伤时忧国，同情劳动人民，除了社会时势对他的潜移默化外，与其父对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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