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三、婚在东洋

三、婚在东洋(1)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

　　南洋，马来亚。

　　阔别家人十四年后，西装革履、留着中分头、一副洋博士派头的辜鸿铭回到了槟榔屿。

　　此时，尼蒙橡胶园家中，对辜鸿铭寄以期望，给他信心的父亲，早已埋骨黄土，再也不能分享他异国的奇遇和成就。只有墓上的荒草在风中摇曳，辜鸿铭只能以自己的成绩告慰九泉之下的辜紫云了。如今掌理着橡胶园、支撑门户的是他的哥哥辜鸿德。

　　在家里呆不多久，学得一身本领、精通西方文化的辜鸿铭。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以公职，派往新加坡。

　　在新加坡，他的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对他来说这一差事显然是极易对付，整日里西装革履。口叼埃及香烟。风度翩翩，满口英文，时而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语、闽南话，彻彻底底的一个西洋绅士派头。

　　辜鸿铭的这种生活会一直过下去——如果不是碰巧遇到游学法国、返国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那么，辜鸿铭也许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殖民地政府官员或者别的什么，而不会是日后名震中外的宣扬中国文化的发言人了。

　　这天，辜鸿铭正心不在焉地坐在办公室，整理桌上的文件，一位同事兴冲冲地找来，告诉他：“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中国人，到了这里。听说叫马建忠。”

　　辜鸿铭也没有经意，只是怀着好奇，想去看看这位不知面目的祖国的官员，即前去看个究竟，不想这一看改变了辜鸿铭日后的生活和命运。

　　【马建忠（1845～1900年），出生于江苏丹徒，年轻时即开始研究西学。马氏一门三兄弟，个个不同凡响；大哥马建勋，淮军粮台。中国第一位神学博士。三胞兄马相伯，民国中兴人瑞，早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后创办复旦大学，曾任北大校长。马氏三兄弟，皆天主教徒，受西学影响极深。】

　　马建忠幼年即就读徐汇公学，1876年，清政府派他赴法国留学，并担任使馆译员。回国后，入李鸿章幕，主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他精通西学，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精通英语及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著有语言学专著《马氏文通》，选经、史、子、集中的句子，参照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

　　辜鸿铭在法国时，正值马建忠亦在此留学，早闻其名，未曾相识。

　　辜鸿铭此时眼中的马建忠，长袍马褂，正宗清朝官服，大顶帽，气宇不凡，俨然正宗的中国学者派头，气象肃穆。后来辜鸿铭曾对这种天朝衣冠大发议论，忘却了“猪尾巴”之辱，与人谈英国人卜兰德对此等衣冠的感慨，这位上海工部局的书记官靠他的《江湖浪游》中称：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为之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失败，急宜与中国订新约，以后凡外务部及各省与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

　　马建忠见来访者，一副西洋人的着装，分头、西装革履，一身当地政府职员的行头，遂抱拳拱手，和颜问道：“在下马建忠，阁下尊姓大名？”

　　辜鸿铭听到询问，即客气应道：“鄙人辜鸿铭，生长南洋，求学西洋多年，满脑子西洋货，身为炎黄子孙，无缘得识中国文化，亦无机会研习中国文化。今听说先生借道回国，途经此地，特来请教。”

　　入座后，马建忠命人奉上一杯清香的中国茶，尔后听辜鸿铭讲他的家世，求学欧洲的经历，学问心得。

　　言谈间，马建忠见这位满腹洋学问的青年，思维敏捷，辩才通达，态度恳切，遂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指点学习中国文化的门径，其要旨在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数干年的文明，洋洋大观，铸就其精髓的，不外儒道两家。首先抓住这两大经络，弄通了之后，就能触类旁通。最切实的方法，还是直接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做一名中国百姓，只要化做中华文化中的一滴水，便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

　　“中国文化之能傲立于世，垂数千年而不衰，端在于其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只要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便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超越了种族地域的差异。在中国文化的世界。虽有地域的差异，却改变不了他们共同的文化信仰，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信仰把整个中国文化世界融成一体。汉字使他们在地域、方言、种族之上紧密交流，中国文化信奉的是‘四海之内皆见弟’。

　　“在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世袭贵族，他们通过勤劳、智慧获得成功，吸引和发挥了人民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正是这种优秀的制度使中国政府一直能够保持高度的效率，使他不致于步埃及、希腊、罗马的后尘而消亡。

　　“为防止官僚的腐化，侵蚀政府机构，中国文化特别强调道德的原则，每个官员必须是道德的典范，他们如果在道德上有失误，就会受到弹劾，这是儒家的精义——礼义廉耻，使中国人能彬彬有礼。

　　“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则非常强调闲适和谐。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在阐述一种思想——和谐，这是道家的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相顺应，绝不逆天而行，他们劳作休息、娱乐、谈诗论道、书法、绘画、饮食服饰无不刻意追求，又要达到妙造自然，这一点与法国人特别相似。你是知道的，法国人也生活得相当闲适，他们的烹调和露天咖啡馆，可以和中国人饮食茶馆媲美。中国人总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体悟人生的乐趣，绝不狂妄地设想自己能主宰世界，这与西方人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西方人接受不了儒道思想。

　　“然而儒道两家又不是不能相通融的，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儒家的刚强忠义，所谓君子自强不息，生活中又要有道家的和谐闲适。

　　“但现在，中国已在显出老相了，它对进步总是冷眼旁观，嗤之以鼻，不过，那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消极行为而已……”

　　辜鸿铭听得入迷，马建忠更是说得激动。

　　“自鸦片战争后，西欧诸国对中国大肆侵略，仗着先进的兵器为所欲为。我们留洋，就是要看看西洋人凭甚么可以到处横行，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看中国人到底甚么地方不行了。然后再设法疗治，使我们的民族老而弥壮，使我们的国家自立于世。

　　“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屈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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