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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戈壁滩夜晚的风在呼号,他的心是热辣辣的。他曾对我谈起这次西北之行:

  这次西北之行,我回来后虽然没有写出《李白和杜甫》;但是,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最难忘的一次旅行了。我是深深地体会到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必要了。我一生中后悔的事情太多了,我本该可以写西北之行,我却没有写,我只是写剧本,是太不够了,我写得太少了。他从西北回来,终于未能写成《李白和杜甫》,连一幕也没有写出。

  《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的夭折,无疑,表明他陷入一个创作危机之中。1942年完成《家》的改编之后,一年多过去了。在抗战期间,掀起历史剧创作的浪潮中,他要尝试写历史剧,但是,他却在历史剧创作上搁浅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悦,作家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当他酝酿新作时,都面临一次小小的危机。但曹禺写历史剧的夭折,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不只是一次“小小的危机”,而是带有一种阶段性的重大的创作危机。

  一个作家最苦闷的是写不出作品来,像曹禺这样的作家,他是决不肯仓促成篇的。他宁肯拿不出作品,也不迁就自己。他总是要超越自己,也要突破前人的窠臼,这样就显得每部作品问世都历经着严重的危机。而且,他又是一个起点较高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就为自己竖起了一座高高的界碑。这同起点低的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同的,一个由低坡爬向高坡的作家,人们总是以欣慰的眼光来看他的:“啊!又前进了!”而起点高的作家,他已经站在一个高度上,再爬高,自然难度更大,每一次攀登都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时,他若出了一部次品,人们就会明显看到他的失败。所以,对起点高的作家来说,他所承受的舆论压力,较之一般作家要沉重得多。

  但是,曹禺是不简单的,继《雷雨》之后,《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家》,每一部剧作出来,都有新的探索,新的面貌,都是一种艰难的自我超越。虽然,不能说他是笔直上升,但从《雷雨》的高度,他却是在坚忍不拔地朝着高峰迈进,这是一段十分艰苦的创作历程,他毕竟一步又一步跋涉过来了。《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的创作夭折,使他遇到了未曾遇到的另一种性质的严重危机。他所熟悉的生活矿藏,在写完《家》之后,是不是已经没有可再挖掘的东西了呢?每个作家都有他的一个“生活库存”,鲁迅的“库存”就是他的鲁镇,老舍的“库存”就是他的北京四合院的市民,而曹禺的“库存”,就是他熟悉的自己的“家”,以及和他的“家”同类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没落的封建家庭。他转而去试探历史剧,是不是透露了这“库存”告罄的消息呢?不是他没有才华,他的才华依旧。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对历史题材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实的把握,但又怎样沟通历史题材同现实的联系,并能发现新的美学新大陆呢?好像,他是遇到了麻烦。

  他不能不摸索新的路子,他能不能寻求新的题材领城呢?《桥》正是他探索题材新领域的一种努力。

  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在国难中捞肥了,形成了官僚资本财团。他们利用抗日的招牌,以超经济的极端野蛮的掠夺手段,集中全国大量的财富,实行全面的垄断:金融垄断,商业垄断和工业垄断。工业垄断的方式是援助官办工业和吞般民营工业。四大家族官办工业的两大系统是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此外,还有四大家族的私营工业。这些官僚资本垄断的工业,在资本、动力和生产方面操纵一切。据估计,官僚资本占全部资本70%以上。这种工业垄断绞杀着民族工业,在疯狂的食欲中并吞着中小厂家。这种现象吸引着曹禺的注意力,特别是孔祥熙,是四大家族中惹人注目的一个。

  曹禺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听到这方面的一些介绍,终于把它的目光转到这个领域中来。由于钱昌照的介绍,他深入到重庆附近的一个民营钢铁厂进行采访调查,不但亲自观察和了解了整个钢铁厂的生产过程,还深入了解到官僚资本并吞民族工业的残酷情形。一方面是爱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在艰难岁月中惨淡经营着,挣扎着,特别是一些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渴望把自己的知识献给抗战的伟大事业;而另一方面,却是官僚资本的渗透、并吞和压榨,这使得曹禺不免愤慨起来了。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又催促他拿起笔来。他曾对我谈过《桥》的产生过程:《桥》是经过调查的。重庆有家私人钢铁厂,只有老掉牙的贝斯麦炉,我经过钱昌照的介绍,在那里呆了两个礼拜。这个戏主要是写民族资本家同官僚资本家的斗争,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写的官僚资本家的形象是孔祥熙。孔祥熙的势力很大,他是蒋介石的连襟,把钢厂并吞了。沈承灿这个人不错,后来,他被人害死了。我很想把它续起来,搞了很多材料,但没搞成。这个戏在写作中受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我对工人不了解,第一次去工厂,做了些调查,也还了解不够,但对工程师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我有过接触,还比较熟悉。《讲话》传到重庆,那时,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是,我觉得应该反映现实斗争,应当去写工人农民。

  为什么把它起名为《桥》,我的意思,桥是一种象征,如要达到彼岸的幸福世界,就需要架起一座桥来,而人们不得不站在水中来修建桥梁,甚至把自己变成这桥的一个组成部分,让人们踏在他们身上走向彼岸世界。在发表时,我在剧前引用了弥尔顿的诗句:“给我自由去认识,去想,去信仰,B且本着良心,自由地讲, 于一切其它的自由。”可能也许有些朦胧,但在我心中我觉得我应该去追求什么信仰,而我所要的自由,无疑是向着那个不自由的现状。

  这出戏只写出两幕,便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不久又接到访问美国的邀请,不得不半途搁笔了。《桥》发表于1946年4月,刊登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第1卷第3期登了第1幕,第4期登了第2幕第1景,第5期登了第2幕第2景。

  《桥》环绕着私营工业懋华钢铁公司,被官僚资本并吞摧残的过程,揭露了官僚资本的罪恶,提出了一个民族工业的出路问题。同时展现了有才干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徒具热情而毫无作为的悲愤。

  在作家的人物画廊中,又增添了新的人物。如果说何湘如这样的官僚资本家、沈蛰夫这样的民族工业家,我们还可以在现代文学的作品中找到他们的面影;那么,沈承灿、吴天长、古恭宪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群像,还是不曾多见的。特别是沈承灿,这是一个具有刚毅性格和进取精神的人物。他留学美国,掌握了专业知识,聪明能干,有一种献身工业的事业心。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还呼吸着时代的进步空气,在他“心灵深处藏着一种永不磨灭的爱自由、爱真理的天性”。作家写他脚踏实地,不尚清谈,即使面临极度困难,仍然充满务实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一定要把钢炼出来。他希望“看见第一次列车在四川第一条铁路上开行”。为了事业,他宁肯同他心爱的人容熙暂时分手。他尊重工人,他批评古恭宪不应当轻视“庄稼人”。他认为只要告诉他们,教他们,接近他们,他们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工人。他说:“我们必须跟领班合作,跟工人打成一片。”他在一次事故中,身负重伤,表现了一种忘我牺牲的热情。显然,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形象。曹禺倾心塑造这样一个在时代潮流中前进的工程技术人员形象,不但是他的一个发现,也寄托着他当时渴望进步、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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