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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6月,山城酷热的季节到来了。他要写《三人行》了,但在城里,那么热的天气,是很难进入写作意境的。马宗融为他找到了一个稍微清静凉爽的地方,就在北碚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这里,是一家农民,在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出门就是绿油油的稻田,白天,倒也安静,房主人一家人都下田里做活计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写累了,就在田垄上散步。晚间,蛙声阵阵,从窗口望去,玄幽的夏夜天空中撒满了繁星,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在这寂静的夜里,文思沸涌。

  但是,《三人行》的难度太大了,他为自己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它写成一出诗剧。写《家》的时候,他就准备把《家》写成诗剧,但未能如愿,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诗的兴奋和探索诗剧创造的心情更迫切了,他一定要把《三人行》写成一部诗剧,全部台词都用诗来写。但是,也未能成功他谈起这部未能完成的剧作时说:《三人行》是写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的故事。在重庆只写了一幕,太难了。全部是诗,没有别的对话,吃力得不得了。大热的天,搞得累死了。是马宗融为我找到的房子。马宗融是巴金介绍给我的,一个法国留学生,是非常好的朋友。这家农民大概是个中农吧,有三四个孩子,我是自己背着米下乡,自己烧饭。我是想试一试,用新诗写一部诗体剧,终于搞不下去了。第一幕是从金回来,我想写出点新意,但是,也没有历史可考,材料上遇到问题,不得不罢手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写在一个记帐用的条纸上,写了无数次,只写了一幕。“文革”期间,我把它撕毁了。那时,还想写《李白和杜甫》,写天宝之乱,写李白和杜甫的友情,也是出了预告的,幸亏没写,懂得太少。杜甫和李白的诗,他们的事迹太伟大了,我曾和冯至谈过,他写过《杜甫传》,是杜甫专家,又是个诗人,我劝他写。这些未能完成的剧作,是令人遗憾的。他曾废过一些稿子,《雷雨》写了不知多少遍,《日出》也烧过一稿,但都最后完成了。可是《三人行》,他整整思考了一年,只写了一幕就啃不动了。而《李白和杜甫》,也同样花去他许多的时间。他为写《李白和杜甫》曾有一次西北之行,他看《三人行》实在搞不出来了,才决定去写《李白和杜甫》。

  1943年的8月,一个机会来了。

  那时钱昌照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由于钱昌照的关照和安排,曹禺同陶孟和一起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西北之行。这次远行,主要目的是为写《李白和杜甫》搜集资料。

  陶孟和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和曹禺的老师张彭春先生是同学,当年都是严范荪的学生。如今,跟这位长辈一道旅行,自然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搭的是资源委员会的汽车,川陕公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坎坷不平的公路,汽车走起来颠得十分厉害,旅途是相当劳累的。8月19日到达古都西安。西安市文艺界于8月20日在民众教育馆召开茶会,招待曹禺,主持茶会的是曹禺的老朋友戴涯,他们又在这里重逢了。

  西安,是他这次旅行的重点,他在追寻李白和杜甫的足迹。骊山脚下,大雁塔旁,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他到西安东南郊采访过乐游苑的遗址,也曾在“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地方流连过。他在江边体察杜甫在这里写下的《哀江头》中那种“少陵野老吞声哭”、“黄昏胡骑尘满城”的历史情景,不禁使他联想起今日日本铁蹄蹂躏下的祖国的现实。

  来到兰州,则是别样的景象了。湍急的黄河穿过这狭长的城市,黄河两岸都是光秃秃的山,城区就夹在里边。浑黄的河水,光秃的黄色的山峦,狭长的城市,给他的感觉是一种悲凉的感觉。战时,这里成为一个战备物资和人员的转运地。苏联援助的物资,进疆的旅客,都由这里转运。在兰州停留期间,找到他的故识舒联莹,并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美国人谢维司先生,她是准备去延安的。中央社驻兰州记者,特地招待了曹禺和陶孟和,这些,使他们还算不感到格外的寂寞。紧接着,他沿着河西走廊向嘉峪关进发。

  一出兰州,不到半天,就看到祈连山了。在车上远眺连绵不绝的雪山,大西北那种苍茫沉郁震慑着他的灵魂。巍峨的山峰,茫茫的戈壁滩,使他由心底涌起阵阵热流。此刻,他感觉到的不是荒凉,而是壮丽;不是寂寥,而是热烈,心胸顿然开阔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他更是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内涵。在嘉峪关停留时,大漠中雄关屹立,历史上征战的烟尘同现实战火的血腥交融一起,缴荡起来他的心潮,他坚信,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资源委员会的车子是要去玉门的,听说那里正在开采石油,在兰州他就听到地质学家孙健初的事迹。那时,英国为了讨好日本,封锁了滇缅公路,大后方汽油奇缺,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时候,孙健初挑起重担,去玉门找油。孙健初根据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玉门县“水上有黑脂……取其脂燃之”的记载,大胆怀疑陆相不能生成石油的结论,带着六七个人,骑着骆驼,翻过乌鞘岭,出嘉峪关,历尽艰难,终于在玉门老君庙找到了石油,在这里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现代的石油生产基地。曹禺说:

  那时玉门已经有些规模了,看到河沟里泛起的油花,真是高兴极了。特别是看到了自己的石油井,更是带劲。工人好苦啊!就住在乱七八糟的窝棚里,这些工人都是农民,就是他们成了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那些像金子般的原油,就是这些“苦力”从地心里取出来的。

  从兰州到敦煌,真是一段艰苦的历程,汽车在没有路的路上行驶,除了偶尔碰到油罐车、器材运输车和骆驼商队,一路上都是荒无人烟的漠野,只有祈连山伴随着他们。有时碰上大风沙,沙子钻进车里,搞得脸上是沙,身上是沙,眼里也是沙。

  到敦煌已是秋风飒爽的季节,此刻,张大千刚刚离去,常书鸿还没有到来,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老喇嘛。怎能想象,这荒凉的沙丘竟是当年的佛教圣地,又怎能想象在这沙土中还埋藏着稀世的珍宝。

  在一片流沙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绿洲,在两个山沟之间,还有一道溪流。这里竟能看到白杨、白桦,格外葱绿,充满生机。残留着层层楼阁的寺院遗迹,还能依稀辨识出上面的贴金彩色。千佛洞就在一条狭长的山冈上。三危山巍然屹立,更增添了敦煌的神奇色彩,这一切都使曹禺感到惊异。

  曹禺不是画家,也不是考古学家,当他走进洞窟,便被那些绚丽的色彩震惊了。从北魏以来,已经过去了1500年,而那些壁画的色彩仍然那么鲜艳。洞窟里十分宽敞,中间一个大龛,其中供着罗汉,两个菩萨在龛外,神态自若的菩萨在凝望着,显得安详而慈悲,四壁是半裸体的菩萨和飞天。这些,使曹禺目不暇给,他在伟大艺术珍品的面前,惊叹着艺术家的非凡想象力和创造力。祖国,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变得这样深厚宽广,这样有血有肉,这样和他的心一起跳动,和他的血液一起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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