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42)

一四二

　　通货膨胀、工业效能和提供就业机会是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但最终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是经济增长，就此而言，经济已经得到改善的全貌也得到了肯定。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人们自然要考虑经济周期的效果。在进行评价时，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1979年期间，英国非石油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不到1％（欧洲经济共同体平均为2。5％），而在80年代，它每年上升了2．25％。这与国际上的趋势正好相反，因为整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地区在80年代没有改善。

　　再次叙述80年代的这些事实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澄清是非。低估当时发生的一切就很可能会使政府回头寻找其他办法，实际上是70年代灾难性的药方的回笼。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在美国，主要的共和党人试图与里根时代的做法拉开距离，结果在1992年使民主党人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使他们成功地以“该是变革的时候了”为主题赢得了选举。事到如今共和党才看到，只有发展而不是背离“里根主义”才能取得成功。80年代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低通货膨胀、更大的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边际税率——都表明了什么方法奏效，而70年代的情况则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什么方法不能奏效。

　　第三节为什么是西方？

　　当然，不可能在真空里很好了解自由企业经济学的药方，更不用说有效地利用它。这些药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条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的经济条件。为什么只有现代的西方文明才导致了持续的繁荣，从而在过去250年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前景，这很值得讨论。显然，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力结合所产生的机械结果。经济的进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科技的发展，因为科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自身又为文化和其他条件所促进。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学与技术。

　　的确，这一条才突出了现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水手们使用的罗盘，但是不像西方，他们没有利用它们建立一个海上帝国。西藏人发现了轮运动，但只满足于利用它制作祈祷轮。拜占庭人发明了发条装置，但仅将它用于宫庭的礼仪，在来访的大使们面前将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状况不能作出全部解释。基督教对每个有责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视，对于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正教会的东方。它的影响显然很不一样。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国教或许也起了作用，但是这不能解释中世纪银行业与商业的发展或威尼斯的兴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释”忽略了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解释。

　　但是有两个特殊因素表现得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更加广泛的历史解释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后政策的指针。第一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发展工商企业、银行业和贸易所必需的信心。显然这为现在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所执行的战略具有重要含意。第二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在关键性时期，“欧洲当时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和管辖地区”。

　　因此，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执行破坏经济自由（或者其实还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动力的这一政策而不担心会失去资源，因为尽管困难和费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干的人最终可能把他们的技术和资金带到其他更欢迎他们的国家去。今天，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不同的立法、财政和管理制度之间的竞争仍然是抑制滥用权力和制止社会贫困化的因素。现在有些人想将欧洲的民族国家淹没在欧洲合众国之中，使集权的官僚政治通过协调各种条例不让任何企业逃出它的控制。

　　第四节拉丁美洲

　　在“西方”这一辽阔的框架中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一个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拉丁美洲，因为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模式在那里进行了试验。第一种是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义”，它的传统更久远一些，但不那么荣耀。它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行政机关，后来左的和右的腐败独裁政权一直将它延续下来。后来，促进“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组织又给予它太多的支持。重商主义的基础是经济权力集中在中央手中，使之有利于有权势的个人和集团，并阻止外来竞争。拉丁美洲国家未能享有北美的日益繁荣，它负有主要责任。德索托先生对秘鲁利马的经济情况最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于腐败的、不可预测的过多管理，它现在已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这种经济正支持着人们对住房、市场和交通的需要。

　　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得不把80年代的许多收益用于偿还债务。这些债务是借来向70年代犯有方向性错误的政策提供资金的。可是，由智利带头，后来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现在又有秘鲁，它们都已经基本改变了“重商主义”的做法，走向有限的管理、更加健全的财政、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也很重要的叫点是，尽管往往有国际机构的劝告和援助，但不是因为它们的劝告和援助在拉美也出现了这一清晰可见的新的方向，就像在亚大地区经济取得了成效一样。

　　当然，由于国际上对皮诺切特将军政权的敌视，智利被迫采取单方面行动，通过自由经济药方重振它的经济。后来在民主政体下，继续利用了这些药方。因而智利减少了货币供应以限制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进口关税，欢迎外资，促进了私有化（出售了350家国有企业），甚至使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了私有化的影响。各方面都感到取得了成效。出口带动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此外，·智利的经济也更加均衡、更加多样化了，因而能更加抵御各种不利因素。智利过去几乎完全依赖铜的出口。现在已出口计算机软件、酒、鱼、水果和蔬菜，其数量之大甚至使欧洲共同体现在都在叫嚷要抵制它的产品。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显著地表明自由经济如何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墨西哥的情况很相似。有几十年，准独裁的总体主义政权使墨西哥人一直陷入贫困。1981年我在坎昆参加“南—北”最高级会议时，墨西哥仍在顽固地将投资错误地用于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它躲在关税壁垒的后面，执行着再分配的社会政策。的确，那是一个宣传第三世界夸夸其谈的非常恰当的场所，当时听到了那方面那么多的议论。但后来我在1994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它在萨利纳斯总统的领导下，发生了受人欢迎的巨大变化。通货膨胀已经下降。财政状况良好，关税已经减少，工会权力受到抑制，在原来的1155家国有公司中，已有996家被出售、合并或关闭——包括出售了18家国家银行，这是世界各地金融服务部门所经历的最大的合并与收购过程。墨西哥最近的货币危机在国内外产生了连锁反应，它不是上述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选前传统的挥金如土。当这些遇到墨西哥固定汇价的限制时，出现了资本外逃，比索暴跌。这一教训表明，如果要稳固地实行微观经济改革，它要有可靠的货币和正统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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