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43)

一四三

　　可是，我在1994年第二次访问墨西哥时，它正要与美国签订一项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在早些时，当反美情绪和保护主义倾向占上风时，要采取这一积极行动是不可想象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有着更加广泛的意义。在过去，拉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一般是为了关闭边境防止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竞争。现在，和安第斯集团（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中美共同市场和南方市场集团（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一样，参加国把这些贸易协定视为促使贸易更加自由的手段。

　　不管阿根廷人当时对福克兰群岛的战败是怎么想的，它震动了阿根廷人民，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府，并且最近在梅内姆总统的领导下，收到了自由市场政策的经济实效、通货膨胀下降了，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计划，减少了补贴、管制和关税。经济增长很快。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国，人口占第六位。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它的潜力最大。即使在过去执行了基本上是不对路的政策，其经济增长率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它已认真开始执行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和促进私有化的政策，虽然为了限制过严的行政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腐败，它仍有许多事要做。经济乐观和政治谨慎，这也是对秘鲁情况的恰当的反应。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带来了好处，私有化计划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强劲有力。但是，如果自由企业经济所带来的充分好处要克服“重商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还需要有政治的稳定。

　　第五节亚太地区

　　世界上经济最成功的地区是亚大地区，它们的增长率最高，产量每10年就翻一番，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资来源。当然，有必要将各国的制度、文化和国情分开。例如，日本强调通过共识作出决策，它的社会秩序井然。它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金融与工业联合企业，以及它比较不太发达的销售制度，使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准模式不同。韩国的经济同样受到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的工业联合企业的控制。

　　但是，在整个亚大地区，情况决不完全一样。在中国，70年代末政府决定首先允许在农业，然后在其他方面出现了事实上的私营部门。的确，中国人在这个整个地区都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办企业的才能，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取得了成功。在香港，中国人的天赋在英国人的政治和金融机构的框架内显示了出来。虽然香港只有600万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贸易经济使它在世界贸易中名列第8位。

　　尽管亚太各国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经济又有某些共同点：政府的支出、借款和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低的，它们没有过高的福利负担。劳动力很有积极性，工作效率高，而且报酬越来越好。把亚太经济成绩讽刺为建筑在低工资而不是高的生产率上，这越来越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即使是日本和韩国比较更加严格的管理体制与最温和的社会主义也相距很远。它们的政府坚决放弃社会工程，极力主张成功应该得到报偿，并且重视独立的小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像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一样，文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成功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印度位于亚大地区的边缘，凭着本身的实力，它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它的例子也有教育意义。英国留给印度的遗产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是有法治，有廉政传统，有共同的语言，当然还有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可是相应的不利因素是过分官僚化，国营部门人员过剩以及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与剑桥大学的社会主义影响了两代当地的政治家。财富的再分配、工业计划、补贴、物价和外汇管制、垄断、进口许可证，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关税率，所有这些政策都与其他类似的国家和大陆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贫穷。摆脱这一自我毁灭的经济制度的第一步，始于60年代末的农业改革。

　　在拉吉夫·甘地的领导下，这些改革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在1991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任命纳拉辛哈·拉奥任总理、曼莫汗·辛格任财政部长，印度才稳步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已经大大降低了关税率，并且还将进一步下调。外汇控制已经解除，并在鼓励外国投资——外国公司正在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由于取消了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粮食生产增加了，农民开始能够购买现代化的设备。一个新的、自信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印度经济正在大力增长。

　　在亚大地区的另一边缘地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经济试验。早在印度之前许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受到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公有制（往往是垄断所有制）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控制在澳大利亚走得更远。但是在新西兰，“没有学说的社会主义”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成为了主要的口号。当时这两个国家能够暂时承受左翼和右翼政府执行集体主义政策给经济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涸为它们有能力出口商品，特别是矿产品和农产品。它们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到了80年代初，大家已明显地看出经济已经相对下降到了什么程度，需要找出一条新路子。

　　在澳大利亚，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工党政府保留了对劳动市场过多的控制，但取消了许多财政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放弃了保护主义。澳大利亚经济对于竞争性的压力实行了有限的开放，扭转了经济增长率的螺旋式下降。但是由于没有随之采取解放劳动力市场的措施，因此使失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至于新西兰，首先在工党政府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后来又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鲁思·理查德的领导下，它走得要远得多，因此效果也好得多。它解除了财政方面的控制，废除了进口限制，降低了关税率，欢迎外国在服务性事业方面的竞争、减少了失业福利，降低了所得税，将重点转移到了间接税。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和澳大利亚不一样，它解放了劳动力市场。结果年增长率超过了4％，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失业下降，通货膨胀率很低，而生产力在增长，企业在投资。新西兰与英国传统上的相似点使得前者的成功——由于执行了我于80年代在英国所执行的同样的总的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非洲问题

　　由于非洲政府执行了与“发展计划”集体主义概念有关的、指导方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因此受到的损失甚至比拉美或印度更为严重。但是，像“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相信可以违反经济学的规律而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一直提出了同样含蓄的理由（或借口，按照各人的看法），即非洲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为了对这一理由进行辩护，提出了许多论点。总的说来有：不发达，当地缺少投资资本，过分依赖单一商品，鼓励“新生工业”，或非洲人及其文化有其“特殊性”———种更加危险的准种族主义的含意。自然，在非洲问题上，文化因素的确在起作用，特别是当时即将离去的殖民政府在将非洲国家组合在一起时，对部族和宗教间的差别注意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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