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象征-朱可夫(3)

三

　　后来，他意识到这些东西尽管很有趣，但没什么教益，便开始进一步学习俄语、数学、地理以及一些通俗科学读物。当然，学习是"地下"活动，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学习。厕所里有一支小电灯，他的功课都是在夜间爬到高板床上借厕所光线做的。由于老板对朱可夫工作很满意，加上两个儿子极力游说，老板终于同意朱可夫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老板这么做，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主要是想给儿子找一个勤奋好学的伴读，尽可能影响他那两个肥头肥脑的"小强盗"。

　　有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朱可夫和亚历山大、尼古拉就坐在一起打牌。结果，老板突然回来了，看到这情景，脸都气得发白了。他重重打了朱可夫一记耳光，再也不许朱可夫同他儿子们在一起了。一般人通常容易知难而退，朱可夫则不同，迎难而上是他的性格的鲜明特色。学习条件更困难了，但他更用功了。他开始关注一些政治问题。他常拾师傅们读过的报纸看，从垃圾堆捡杂志看。有时老板派他到莫斯科南岸去送货，给了几个戈比的车马费，他就一路小跑去，把钱省下来买书看。最后，他参加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很好。

　　经过三年的锻炼，朱可夫对莫斯科的情况已十分熟悉，全市大街小巷他都跑了个遍。由于他为人诚恳，身体健壮，老板就挑上他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有名的集市。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非常大，全俄罗斯的客商都到这里进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像所有发达集市一样，这里不仅有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奸商，也有小偷、妓女、骗子等社会最下层的人。这一段时间里，朱可夫的阅历大大增加了。

　　在这里，朱可夫见到了俄罗斯的象征——伏尔加河。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美，感受到了俄罗斯的荣誉和自己的责任，爱国主义思想油然萌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我第一次看到了伏尔加河，她的伟大和瑰丽的确使我倾倒。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普罗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这是一个清晨，伏尔加河整个儿沐浴在初升的太阳中，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愿移开留恋的目光。我认为到现在我才懂得，伏尔加河为什么被人们尽情讴歌，为什么被人们比做自己的母亲。"

　　在这里还发生了一件让朱可夫很后怕又很自豪的事。这个小门面掌柜的叫瓦西里·丹尼洛夫，这是个很残忍、很凶狠的家伙。他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方式把一个14岁的徒弟往死里打。一次，他嫌小徒弟没有把他的皮鞋擦亮，就又开始毒打。朱可夫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使尽全身力气照掌柜头上打去。结果，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地，无声无息了。朱可夫以为把他打死了，急忙从店里逃走。其实，掌柜只是晕了过去，醒来后，他立即向老板告了状。过了几天，朱可夫回到店里，被老板狠狠揍了一顿，但朱可夫丝毫不感到难过。

　　离家的四年里，朱可夫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家看一看。1911年，朱可夫终于有了10天假回家探亲。他乘的是小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他一直站在车窗旁，饱览了沿途各车站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风光，也听到了旅客们关于民主主义的议论。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这样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到家感到父母苍老多了，父亲背驼得直不起来了。姐姐已长成大姑娘了。母亲紧紧搂着长大了的儿子，反反复复地说，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父亲也深有感触地说，我终于活到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朱可夫给全家每人送了一份礼物，还额外给母亲3个卢布，2俄磅糖。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光彩。

　　最令朱可夫兴奋的还是和儿时的伙伴们的重逢。他见到许多朋友，特别是见到列什卡·科罗蒂尔内。他们白天一起干活，晚上又聚集在月光下的桦树林里。开头是唱歌，唱着一支又一支动人的歌。姑娘们用优美的嗓音唱出温柔的曲调，小伙子们则用正在变声的嗓音憨声憨气地伴唱，然后就跳舞，一直跳到累得倒下。刚睡一会儿，天就亮了，便起来干活，晚上再重新玩起。朱可夫很喜欢玩，而且很会玩，常常被姑娘们起哄，亲昵地叫他小叶果尔。就在他假期的最后一天，邻村科斯卡村发生火灾。

　　当时，正赶上刮大风，火势很快蔓延开了。正在和同伴们一起玩的朱可夫，带着同伴立即奔向邻村。尽管火势很大，朱可夫硬是从将要倒塌的房子里救出一位吓得半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早晨回到家里，母亲发现朱可夫的新上衣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上衣是休假前老板借给他穿的。母亲很担心，怕儿子回去挨揍。朱可夫心情很沉重，他倒不是因为衣服烧了洞，而是看到妇女、孩子们在废墟里刨来刨去想找点未烧尽的东西而心里难过。许多人的牛都烧死了，没有牛将意味着什么，朱可夫是十分清楚的。

　　1911年底，学徒期满，朱可夫当上了师傅，月薪10卢布，这在工人阶层来说算高的。这时老板对朱可夫很信任。连老板都认识到，朱可夫是一个守信用、忠诚老实的人。老板常派他到外面联系业务、办理托运。这给朱可夫接触外界、开阔视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时，毛皮工人都不问政治，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各有各的小天地。他们的理想往往是攒钱，开一个自己的店，由自己当老板。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的空间里，朱可夫连报纸都看不到，也听不到大家对形势的议论。

　　所以，朱可夫十分注意外出的机会，了解各种人及各种政治见解。1910年至1912年，俄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业城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大学生们也经常举行集会和游行。朱可夫对形势很关心，他千方百计找进步报纸看。他的好友桑德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朱可夫百看不厌。他从这些报纸上知道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证明了工人和农民有着共同的利益。朱可夫不但自己学习，而且开始宣传，特别是利用回家的时间向农民宣传。

　　许多事情既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如果生活就这样下去，朱可夫那过人的军事才华可能永远就显示不出来了。然而，社会的发展是丰富多样的，人的成长轨迹也不是一条僵死的直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当时在沙俄的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愿上前线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别利欣也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去。朱可夫一开始的确动心了，后来他找他最尊重的好朋友桑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伊万诺维奇说，有钱的子女是为了保住家中的财产去的。你呢，你为什么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发肿？等你变成残废回来，就没人要你了。这些话把朱可夫说服了。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亚历山大，招来一顿痛骂。亚历山大独自从家里出走，上了前线。

　　朱可夫继续在作坊干活。这时，他与房东的女儿玛丽亚正在恋爱，并开始商量结婚。但战争的急剧变化，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泡影。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这下轮到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是，他还是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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