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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这些来自重庆的报告虽然在政治内容上不尽相同,却证实了中国在当前战争努力中的军事价值是靠不住的。但是,罗斯福却认为,在日本最终被打败以后,亚洲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法、荷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两支主要的力量可能会赶快填补这一势力的真空。因此,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希望经过稳妥地改组亚洲将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在塑造战后亚洲的面貌方面应起主要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12月,经马歇尔提议,由罗斯福批准,成立了盟国的中国战区,建议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同意担任此职,但是要求罗斯福派一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而此人“不必诺熟东方旧情,只要有品学而热心之人,便可合格,并以中将为合适”。

  根据马歇尔总参谋长的推荐,罗斯福总统决定派遣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来华。可是史将军“借熟东方旧情”,而且特别谙熟中国旧情。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时期,日本在华北侵略扩张时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他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等职,四次来华,前后在中国驻了10年,会说中国话,也了解中国官场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根据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交换的函件,史迪威将军享有以下权力: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在华美军及可能拨予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委员会,以及以委员长的参谋长身份行事,改善、维持和控制滇缅公路中国段。

  1942年1月29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荚、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接受任命之前,提出受命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拥有指挥权。但是,日后这一问题成为史迪威与蒋介石交恶的一个触发点。

  史迪威受命后,于1942年2月9日去白宫晋见罗斯福。对于这次晋见,史迪威是有不满情绪的。他在日记中写道:“造访白宫,12点至12点z0分。罗斯福十分愉快,但极为淡漠。就好像我是一个前来找他的选民。他海阔天空地泛谈对战争的见解,言不及义,我插话问他有没有带给蒋介石的信。他显然没有,又花了5分钟找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事来谈。最后他算说到正题上了——‘告诉他(指蒋介石),我们在做的事是维持住中国,我们还打算一直维持到中国收回全部失地’。他接着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接受这个或那个组织的邀请来这里。那太像一些妇女俱乐部的宣传旅行了。总统这一点是正确的。他令人感到亲切、愉快……而又感到空空洞洞。”

  在参战初期,罗斯福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太平洋上,美国主力东移之前,希望中国顶住日本的进攻。他相信中国的战斗潜力,愿意继续加强中国军队,以便将来打击日本。1942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已经阻遏住日本的攻势,美国海军希望得到增援来保持太平洋上前进的势头。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在罗斯福的战略布局中,虽然仍在大西洋之后,但是与丘吉尔的想法大不相同。丘吉尔的次序是大西洋、地中海、北非、印度洋,只有在取得地中海后,才能将兵力调到印度和东南亚打击日本人。丘吉尔对中国人能作出战争贡献没有信心。丘吉尔出于对大英帝国前途的疑虑,长期猜疑和排斥中国。他不愿意在印度和东南亚使用中国军事力量打击日本,为的是保持英国殖民帝国。

  在1942年和1943年,罗斯福总统为“维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步骤。这些措施除了供应军事物资、加强中国空军、训练军官和技术人员等军援之外,还给蒋介石政府近七亿元的贷款。罗斯福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1943年1月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规定的条约。

  条约规定:美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北京议定书所赋予的特权,其中包括在华驻兵权。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等等;美国声明放弃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特权、美国军舰在中国领水内享有的特权。美国参议院根据罗斯福的请求,于1943年2月11日一致批准上述条约。此外,1943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的请求,废除了1882年至1919年制定的一系列的排华法。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注意在国际事务中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将军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印度前往重庆,迎候他的这座陪都本身就是满目疮痍。1937年以前,重庆是长江峡谷上游的一座死气沉沉的省城,日本的进攻使它变成千百万难民的一个拥挤的避难所,其中主要是国民党政府机关。沿着穿过重庆市中心的这条大江的陡峭斜坡,老鼠、虱子、疾病、饥饿和日本人的轰炸侵袭着老百姓。在外围的小山上,有钱有势的人都安适地住在自己的别墅里。蒋介石挑选了其中一座别墅作为史迪威的官哪,可是这位美国司令官觉得那是一座令人扫兴的坟墓。

  史迪威从到达之日起,就拒绝接受像别墅那样的一切虚假的权力象征。他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就提出他要指挥已进入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蒋表面上同意这一要求,可是私下却抱怨史迪威态度傲慢,对他这位委员长不够尊重。他说,“这个美国人的举动根本不像一位参谋长或一位顾问,而是一位独断独行的司令官。”

  史迪威于3月11日前往缅甸前线时,完全没有料想到那里竟是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或英国司令官,都不想为了他们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牺牲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司令官不愿接受美国人的指挥,英军则希望抽身去保卫印度。当然,蒋介石只不过曾授予史迪威一点名义上的权力。史迪威在缅甸急得团团转,他再次回到重庆,希望蒋介石能指令中国陆军司令官服从他的指挥,可是没有成功。史迪威所得到的口头上的保证,在他返回前线时变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3月在缅甸的战斗几乎各方面都是灾难性的。组织散漫、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英、中部队,根本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抱有明确目标的日军的对手。史迪威发现他已无法激励自己部队的土气,并很快就看出,他并没有指挥那些归他统率的中国部队的实权。日本人掌握了制空权,使他几乎无法接济和调动他的部队。到了4月中旬,战斗已明显地失败了;到5月初,在缅甸的英军、印军和中国部队,已经彼此失去联系,乱成一团。史迪威本人率领一个纵队披荆斩棘,经山间小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安全抵达印度。当那些疲惫不堪、虎口逃生的土兵于5月29日到达印度时,这位美国将军公开承认:盟军已经在缅甸遭到“惨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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