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残志坚-罗斯福(91)

九一

　　史迪威对这次战役的失败，满腔怒火，在一份55页的报告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和中国指挥官贻误战机的行为。他得出结论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他们不屑同中国人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对于蒋介石，史迪威更是十分严厉地加以指责，尤其是因为他阻挠了这个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的工作。史迪威写道，中国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事实上是无可救药的。只有依靠一批在“新军”中由军官们重新加以整训、装备和指挥的中国士兵，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史迪威在缅甸溃败时抱有的“新军”美梦，在他准备返回重庆时在内心深处扎了根。到了重庆，他向蒋介石递交照会，要求彻底改组蒋介石花费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

　　当时蒋介石管辖的军队大约有380万人，由300个师组成，受12个军区司令官的统辖。各师的忠诚和素质差别极大，以司令官个人的好恶和派系的倾向而定。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大约只有30个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大部分力量主要依靠他在相互竞争的势力之间施展手腕，使其保持平衡。他力图视忠诚的程度使用大量的经费和物资去操纵地区司令官。部队的薪响由将领任意发放，他们编造假名册，虚报人数，然后把余额塞进自己的腰包。这是无本生利的大好买卖。

　　为了维持部队满员，军官们横征暴敛，强征农民入伍，其残酷程度，同英国19世纪征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美国记者曾作过如下的报道：“中国农民一遇到征兵就像碰上水灾或饥荒。饥荒、水灾和干旱，同征兵相比，犹如水痘和瘟疫。这种毒害遍及整个中国农村。”

　　“部队的士兵如果有人死了，”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他的尸体就被扔在路边。他的名字仍旧留在名册上。只要他的死亡没有上报，他就始终是一宗财源，并且由于他不再吃喝，他给人提供的钱财就更多一些。他的口粮和所关的薪饷就成了他的司令官口袋里长期的纪念品，而他的家属只好把他忘掉。”

　　但是，蒋介石所最关心的，不是改革这支杂牌军，而是把它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有谁能够给部队分发金钱和武器，或者安排军官的训练，蒋就会失去控制，他那炙手可热的正统地位也将随之垮台。同时，蒋介石的办法是保证使那些经过挑选的“可靠师团”能够得到奖赏和倚重。这样，“总是一片忠诚的胡宗南就为他自己及其监视中国西北地区共产党根据地的40万大军赢得了特殊的恩宠”；而与日本人对抗的部队却享受不到什么特殊的照顾。

　　为了消除这种军事上的恶劣状况，史迪威打算精选30个师进行改编、训练、重新装备，置于新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改组中国军队的建议主要是组建两支新的集团军。一支在印度建立，由从缅甸撤退下来的中国残余部队组成，并招募新兵加以补充。与此同时，另一支规模较大的30个师的兵团将在中国云南省西部调集。这两个兵团在美国人的指导下由中国军官自己指挥，它们在重新训练和装备后将调往缅甸，在英军协助下重新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

　　史迪威认为，这一“简单的改组”将在中国造成一条活跃的军事战线，并为中国经由缅甸获取更多的援助铺平道路。但是，这一计划刚一出笼就遭到蒋介石的愤怒拒绝。这位独裁者转弯抹角地威胁说，除非史迪威和美国重新估价现行的政策，否则他就要同日本单独媾和。几天之后，蒋介石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调遣美军三个作战师前往中国；第二，立即建立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交给反共亲蒋的陈纳德指挥；第三，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5000吨物资。蒋介石并电告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迫使华盛顿的官员尽可能召回史迪威。

　　在这一事件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直到1944年晚些时候两人最后闹翻为止。在史迪威的日记中和他的总部里称蒋介石为“小人”，称宋美龄为“白雪”。这位美国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必须设法扫除这帮坏透的家伙，让一些实实在在的人来领导一切”。他在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报告中说，除非陆军部和总统全力支持他迫使中国进行军事改组，否则蒋介石所要求的大量援助将被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敌手。史迪威要求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除了史迪威不断向陆军部抱怨而外，唯一经常以批评的态度报道国民党人消息的，是美国国务院的“驻外机关”派驻重庆美国使馆的一批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史迪威的参谋人员，他们撰写了一些报告。使馆参赞文森特，把国民党人描绘为一群自私自利的小集团，“他们的唯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他写道，中国还可能有救，但就看能否扫除现在的领导集团，代之以一个至今尚未发现的“自由主义革新派”。另一位在史迪威麾下兼职的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报告说，统一战线“肯定已经成为陈迹了”。

　　他强调说明，美国的援助必须针对日本和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为了蒋介石打内战。首先，美国决不应当拿起武器去直接或间接地对付目前华盛顿差不多还毫不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谢伟思劝告美国人到延安去发现谁是真正的革命派。另一位美国官员戴维斯说，仅仅由于美国在中国提供了援助和武器，这些东西便成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既然史迪威领导着美国代表团，他自然成了这场斗争中卷入得最深的美国人。而且，史迪威为了抗击日本想要改组中国军队的决心，同蒋介石的基本战略背道而驰。“在蒋委员长看来，这些现实几乎同共产党或日本人一样，是对他的严重威胁。”

　　文森特、谢伟思和戴维斯所写的这些敏锐的、几乎是一针见血的报告，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相反，罗斯福却愿意遵循柯里提出的方针，而这种政策显然是以偏袒亲蒋的陈纳德和依靠“个人外交”为特征的。罗斯福决定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和重庆互派高级人员进行互访。大致按照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罗斯福将派遣威尔基前往中国，蒋介石将派他的夫人宋美龄作为他的特使晋见总统。

　　蒋夫人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在美国从1942年11月逗留到1943年的5月。作为白宫的客人，这位特使利用一切机会去纠缠总统的助手、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可能会影响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员。在乱哄哄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和美国公民举行的集会上，宋美龄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游说。她宣称，“中国不仅为它自身而且也为全人类而努力奋战”。她吹捧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赖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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