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残志坚-罗斯福(89)

八九

　　在卡萨布兰卡的八天中，在罗斯福住的“达累斯沙达”别墅里，有好几家得到骨肉团聚的机会。除罗斯福的大儿子埃利奥特中校之外，还有小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尉，他在大西洋舰队的一艘巡洋舰上服役；有英国特种勤务旅突击队的伦道夫·丘吉尔上尉，还有罗伯特·霍普金斯中士，他们是奉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从突尼斯前线特来会亲的。美国报纸对此有所批评，说国外有许多不那么幸运的士兵和水手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假期去会见自己的父亲。但罗斯福并没有过多地理会这种议论，仍广泛地进行联系，对年轻的战士们进行鼓励和慰问。

　　1月30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不久，斯大林格勒之战就胜利结束了。2月2日，德国第六军团残存的9万人，包括军团总司令保罗斯元帅和23名将军都当了俘虏。对德国侵略者来说，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希特勒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损失共达150万人左右。现在，在许多殷切期望的人们看来，通往胜利之路已经是一条宽广而平坦的康庄大道了。但在美国，对于“无条件投降”这句话的争论却开始了。许多美英宣传专家认为，罗斯福这句话的提出，将迫使德、意、日三国不惜孤注一掷地拼死抵抗，因而无谓地使战争延长并多付出代价。这些评论家认为罗斯福总统公开说出这句话则是一个“弥天大错”。

　　罗斯福则坚持认为，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能搞妥协，不得让另一个《十四点》提出的“例外条款”再产生出一个希特勒来。罗斯福要使这一始终不渝的宗旨深入美国人民和其他被侵略的各国人民。他还要使德国人深切地感到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既不能借助于武力的延续，也不能通过一种动听的合理的新精神的诡计，来给他们赢得一个易于到手的和平。他要确保一旦战争胜利了，这一信念也将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罗斯福从北非回来，明显地老了，对战争的过度操劳，严重地损害了他那病残的身体。为了调换一下工作环境，从1942年夏天起，罗斯福大部分时间在华盛顿以北66英里的马里兰群山中一所名叫“香格里拉”的别墅里办公。这是一所只有四间卧室的简朴山庄，里面有总统专用的浴室，还有一间客人用的浴室。另外，有秘书人员、电话总机、特工人员的篷屋，周围是陆战队的营地。

　　这里空气新鲜，环境幽雅。闲时，罗斯福就坐在装有纱窗的小走廊里，观赏卡托克廷山谷的美景。工作累了，他喜欢玩赏自己的集邮，打打单人纸牌，在自己图书堂送来的书籍上签上名字，或是签上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f·D·r。照他说，他起初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总是借了白宫的书而不归还。他的一位朋友打趣地问他：“总统先生，你认为人家对经过你亲笔签过名的书可能会收敛些吗？”但是总统总相信这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那一年8月，他把一本书送给他的顾问舍伍德，这是人家送给他的一本老旧的《诗篇》。他通读了这本书，还在某些段落上打了记号。罗斯福作记号的一个地方，其中有第三十几首诗篇的最后一节诗：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在“香格里拉”别墅里，罗斯福在起居室或走廊里批阅送来的文件，草拟和发出给马歇尔的函件以及给丘吉尔、斯大林或蒋介石的海底电报。总统同他的统帅部密谋筹划，指挥着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争。他虽然非常劳累辛苦，但不时地收到来自各条战线的胜利消息，他的心情就无比欢快。罗斯福经常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更重要的是赢得真正的和平。”

　　正是：总统决胜多奇策，将土争先立战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章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

　　身兼六职难指挥，美蒋各自有算计；
　　将军陈词为抗战，一片热心付流水。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一下子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新蜜月”；罗斯福总统想靠蒋介石政府顶住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并为日后的反攻提供重要的基地。从此美援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但为时不久，这个幻想就破灭了。史迪威将军成了这一悲剧中的牺牲品。

　　珍珠港事件后，德国参加了对美战争，日军开始击溃分散在太平洋各岛屿的美、英、荷军队。这一打击虽然最后证明是使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转折点，却使无数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丧失信心。战争爆发不久，《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满怀希望地说，尽管美国最初遭受了损失，但它决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但是，重庆蒋介石政府的看法却和《纽约时报》不一样，大多数官员对日美开战欢欣鼓舞，如释重负。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没有飞鸟的夏天》一书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五亿美元、十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如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而这意味着美钞跑进官吏的腰包，跑进军队司令官的腰包，意味着枪炮送到胡宗南手里，以便将来攻打延安。”

　　对于珍珠港事件，《纽约时报》社论撰稿人的估计和国民党人的实际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悲剧。同盟虽已结成，但进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战争。美国决策人员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作为一股抗击日本的巨大力量，而国民党政权却想利用它同美国的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把援助当作一种手段，“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蒋介石等人却相信，有了外援就能为我所用，根本不必进行什么改革。这些矛盾给虚构的“太平洋战略的钥匙”投下了第一个漫长的阴影。

　　甚至在日本席卷美国在太平洋的分散的前哨基地时，在中国的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就力求提醒罗斯福政府，不要过分看重同中国的盟友关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曾预言，国民党人会同日本缔结事实上的停战协定，而让美国人继续进行战争。国民党想要捞取大量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战后采取军事行动”。期待国民党人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倒助长了他们的“尔虞我诈”倾向。马格鲁德解释说，蒋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

　　海军武官麦克休在写给海军部和白宫的报告中，建议对中国现有的军事价值不要再作乐观的估计。尽管如此，麦克休由于一贯主张给予国民党以政治上的支持，提醒华盛顿不要吝惜对中国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这样做，那就要冒促使蒋介石“排外”或与日本妥协的风险。这位武官说，美国的策略必须迁就落的要求，同时给“委员长的宠儿陈纳德”提供一支空军去打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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