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46)

四六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并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信尾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之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还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的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岗位。5月7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3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病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8月26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9月7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5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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