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45)

四五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间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26年总理，其间经历了多少辛劳和风雨呀！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休，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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