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47)

四七

　　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是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十二”。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年12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20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20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第五章　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

　　§中国工人的总代表

　　刘少奇原名刘绍选，字谓璜。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离毛泽东的出身地韶山冲不远。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在长沙高等中学、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上海外国语学社等学校学习。在长沙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8月，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同学一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刘少奇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被派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书记是毛泽东）。9月，被派往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在刘少奇到安源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9月间，部员发展到700多人。

　　安源路矿当局深感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地图谋封禁俱乐部。他们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就采取高压手段。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禀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以武力封禁”。这一举动激怒了广大工人，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使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时，再次亲临安源考察后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深感安源工人的斗争影响着湖南以至全国的形势，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此必须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究竟派谁去呢？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慎重研究，认为派刘少奇去“最合适”。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它的任务：“发动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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