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44)

四四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在脑海中是很牢固的，贯穿他的一生。十年后，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实行每个五年建设计划，是我国经济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曾经多年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所有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包括选址、规模、配套等等，都经周恩来逐个审定并电告苏方首脑洽商。‘一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初步改善了我国工业的地区布局”。1952年8月，周总理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和陈云、李富春、李强、阎宝航等同志以及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到苏联去谈判，在双方协定苏联对我国的援助项目时，开始是九十项，以后增加五十一项，合共一四一项，到1956年时经过增补，成为一五六项，这一五六项援助项目，从项目定下来，到供货、安装、生产，以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施工设计、试验研究等，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的。

　　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新的政府，从而发展生产，开发实业，达到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那时候，才能使“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

　　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中国开始了，周恩来已经是政府总理，面对着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极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他费了很多心血——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这类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等，大到国家宏观安排，小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来都考虑到。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抓紧经济建设工作，而且抓得很多，很广，很细，对许多部门的情况、问题、数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有的还不止去一次，50年代、60年代，一直这样。

　　§“徐师傅，我拜你为师”

　　周恩来深入工厂、矿山基层，不光是视察、了解情况，而且也是学习。50年代他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钢厂。1957年7月他到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时，登上了五号行车，恳切地对行车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拜你为师。”他在徐师傅指点下，亲自驾驶了行车。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到上钢一厂，在炉前，他和工人一起挥舞铁锹，进料加矿石，尽管满头大汗，依然干劲十足。在劳动间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了解情况。厂领导把冷饮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恩来一边擦汗水，一边看着手里那瓶汽水，问：“他们呢？”

　　一旁的工人扬起手中的汽水瓶：“我们都有。”

　　周恩来看见工人手中的汽水是白色的，自己手中的汽水是淡黄色的，就问厂领导：“怎么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总理预备的。”

　　周恩来慈祥而又严肃地说：“都是劳动者嘛，工人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不能特殊。”说着，他把自己手里的淡黄色汽水换了一瓶白色的盐汽水，和工人一起喝着谈起来。

　　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非常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直至亲自实践和体会。

　　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他认为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建设不看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心中有了全局，才能够建设有重点，安排有先后，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周恩来在1962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就必须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基辛格说：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党。

　　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从这些话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的沉重心情和坚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还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巨又坚韧的战斗，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所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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