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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2.三类图案又遭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

  周恩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国家不可以没有自己的徽章。

  建国一周年之际必须使用国徽。

  任务显然还不轻松。

  为了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国庆时使用国徽,又能够设计出高质量的国徽,周恩来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集思广益,共同设计国徽。

  这样,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亲自挂帅。

  参加国徽设计的主要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高庄、张仃、张光宇、周令刊、张正宇等人,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他们常常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讨论,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好在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极尽聪明才智图示中国的特征,争论过后,感情依然融洽。

  在设计和制作国徽图案的过程中,他们还广泛地吸收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查阅和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最后形成了以三类内容为主体的一批草图。即:张仃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周令钊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体加国旗五角星的图案;梁思成等人设计了以民族形式“壁”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三类图案共二三十个方案,最后全部都送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审定。

  常委会极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研究,反复比较了各种方案,结果认为仍然都不够理想,不够恰当。这有点始料不及,也使国徽的制作一波三折。最后,常委会多数人觉得周令钊等人设计的图案有些可取之处,可以以此图案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根据常委会的意见,梁思成、张仃、周令钊等专家在一起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感到,1950年的国庆日益迫近,为保证完成任务,在国庆时把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还是要设计两套方案为妥,以保万无一失。于是,专家和学者们分成了两个设计组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精心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身体出现了不适,但他们坚持抱病参加设工作。

  每个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决心拿出最美好的设计,为祖国争光。

  这一次,专家和学者们冷静地把国徽图案设计以来的所有设计方案、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形成了设计的主体思想,并对图案应包括的基本构件进行了研究。最后,两个国徽图案设计小组确定了国徽图案必须体现的核心内容。

  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用齿轮、麦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另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的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比较起来,各有千秋。

  仔细品味,均含深义。

  但两个小组都没有停留在核心设计内容上,他们都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开发,合理构图,追求更高、更好。

  以梁思成为组长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坚持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色彩上动了不少脑筋,他们选定了使用红色和金色作为图案色调的基本组合,充分接近中国民族传统的色彩情素。

  红、金两色是中国人观念中最高贵的颜色。红色体现我国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传统,但凡喜庆,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大红彩幅耀庭前,以红色作为最充分的装点,显示热烈、火爆、生机与活力。金色体现华贵富丽。在封建时代,老百姓连穿黄色调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有王公大臣才有条件做一点带黄边的服装,真正的黄袍加身只有“皇帝老儿”一人。因此,金色亦即金黄色表现了最为高贵的色彩。金红相间,互为衬托,也确实可以增加图案的瑰丽多彩。

  为了使国徽从形式上更庄严、肃穆,清华大学设计组决定把天安门画成正立面图,把象征我国政权的五星红旗作为天空背景覆盖着祖国大地,端正地放在国徽图案的正中轴线上,左右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庄正、坦荡、轩昂的气质。

  在造型上,两个设计组在设计过程中还参考了各国国徽图案,并对我国古代的铜镜、玉壁、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进行了研究和借鉴。

  可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美术大融合,这是中华民族美术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的艺术盛事。

  两个组的专家、学者,经过将近半年的辛勤努力,对数十个设计图案反复比较、精心研究,最后各自完成了一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图案,一幅穷尽了当时艺术大师们智慧的图案。

  送审前,梁思成先生久久端详自己领导设计的图案,心中感慨万千。他觉得,一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千万般辛苦化作了结晶,图案可以堪称绝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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