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朱自清 > 诗言志辨 | 上页 下页
四 作诗言志(3)


  “称诗言志”,并以“体物书时”。“体物”“书时”虽是“缘情”一面,“高情”“妙理”却是人生义理;诗兼“言志”“缘情”两用,而所谓“言志”还是皈依旧传统的。又谭友夏《王先生诗序》云:

  予又与之述故闻曰,诗以道性情也。……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

  这里虽只说“道性情”,不提“言志”,但所谓“近道之物”、“微婉之思”,其实还是“言志”论。清代袁枚也算得一个文坛革命家,论诗也以性灵为主;到了他才将“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他在《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中说道:

  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小仓山房文集》十九)

  劳人思妇都是在“言志”,这是前人不曾说过的。可是在《随园诗话》一文里他又道:

  《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

  那么,他所谓“言志”“言情”只是一个意义了。这是将“诗言志”的意义第三次引申,包括了“歌食”“歌事”和“哀乐之心”“各言其伤”那些话。

  袁氏以为“诗言志”可以有许多意义,在《再答李少鹤书》列举他以为的:

  来札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岂其本志哉!(《小仓山房尺牍》十)

  这里“志”字含混着“情”字。列举的各项,界划不尽分明。“终身之志”似乎是出处穷通,“事外之志”似乎是出世的人生观;这些是与旧传统相合的。别的就不然。作例的“谢傅游山”也合于“诗言志”的旧义,上文已论。“韩熙载之纵伎”也许是所谓“诗外之志”,就是古诗所谓“行乐须及时”;但“发乎情”而不“止乎礼义”,只是“缘情”或“言情”,不是传统的“言志”。不过袁氏所谓“言情”却又与“缘情”不同。他在《答蕺园论诗书》里说愿效白傅(白居易)、樊川(杜牧),不愿删自己的“缘情诗”,并有“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的话(《小仓山房文集》三十)。那么,他所谓“缘情诗”,只是男女私情之作,这显然曲解了陆机原语。然而按他所举那“纵伎”的例,似乎就是这种狭义的“缘情诗”也可算作“言志”。这样的“言志”的诗倒跟我们现代译语的“抒情诗”同义了。“诗缘情”那传统直到这时代才算真正抬起了头。到了现在,更有人以“言志”和“载道”两派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说这两种潮流是互为起伏的。所谓“言志”是“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意讲的话”;所谓“载道”是“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这又将“言志”的意义扩展了一步,不限于诗而包罗了整个儿中国文学。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袁枚的影响,加上外来的“抒情”意念——“抒情”这词组是我们固有的,但现在的涵义却是外来的——而造成。现时“言志”的这个新义似乎已到了约定俗成的地位。词语意义的引申和变迁本有自然之势,不足惊异;但我们得知道,直到这个新义的扩展,“‘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其原实一”。

  与“诗言志”这一语差不多同时或较早,还有“言以足志”一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赞子产道:

  志(古书)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杜注:“足,犹成也。”照《左传》的记载及孔子的解释,“言”是“直言”,“文”是“文辞”。言以成意,还只是说明;文以行远,便是评价了。这与“诗言志”原来完全是两回事,后世却有混而为一的。唐中叶古文运动先驱诸人,往往如此。如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云: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天下雷同,风驰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毗陵集》十三)

  他以“足志”“足言”为讽颂(比兴),便是“诗言志”的影响,而不是那两句话的本义了。又有将这两句话与《诗大序》的话参合起来的,如尚衡《文道元龟》论“志士之文”云:

  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诚,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讽,志必有所之,词寡而意恳,气高而调苦,斯乃感激之道焉。(《全唐文》三九四)

  论文而“言”“志”并举,自然从孔子的话来,而“有所讽”“有所之”却全是《诗大序》的意思。又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

  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全唐文》五二七)

  这里“志”“言”“文”并举,却简直抄袭了《诗大序》的句子;“文”是所谓文教合一的文,作用正在讽与颂。柳冕又有《与徐给事论文书》云: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全唐文》五二七)

  也是“志”“言”“文”并举,也抄《诗大序》,可是“志”之外又叠床架屋加上一个“道”,这是六朝以来“文以明道”说的影响。道的概念比志的概念广泛得多,用以论文,也许合适些。“文以言志”说虽经酝酿,却未确立,大概就是这个原故了。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