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郑振铎

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

　　——为鲁迅先生周年纪念作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最热情的战士，也是一位最冷静的学者。他本来是学医的；他的受过近代科学洗炼的精神在他的著述里随处表现出来。

　　他是一位现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散文，他的诗，都是卓越的。但一般人往往忘记了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极有成就的留下不少已成未成的著作的学者。他的旧学问的根底很深，他所涉猎的部门很广。他曾受业于章太炎先生；当然受有相当的影响。

　　一般人都知道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但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固不限于小说史。他是近代收藏汉魏六朝以来碑刻最丰富者之一，直到最近一二年，他还托北平的友人们在搜购。他对于文艺批评的介绍曾尽了好几年的时力。他编印《蕗谷虹儿画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以及《北平笺谱》，《木刻纪程》等等。他纂辑过《古小说钩沉》（三十六卷）及谢承《后汉书》（五卷），校订过《嵇康集》及刘恂的《岭表录异》。在最后几年内，他有意于写作中国文学史，材料已搜集了不少，很可惜“死亡”夺去了他的笔，使我们不能见到这一部大著作的出现。

　　他的治学精神，和他的最勇敢的战士的精神一样，黑白分别得很清楚。他嫉恶如仇，但却以最公正的态度出之。他有最公平的判断，但决不作依违两可之论。他以最深刻的研究，最尖锐的观察，来作这种判断的基础。他在学问上也是决不妥协的！

　　他的最后所写的杂文里，有一篇《死》，其中有几句话最足以表现他的精神：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在学问上，他也是不宽恕的。他掘发，他研讨，他观察，都是以冷静的尖锐的头脑出之的。他如果要研究什么，他便把握住了它，丝毫不肯放松。我们看，自从介绍了新艺术的理论到中国来以后，从根本上介绍得最多最好的还只有他一个人。他有许多出版的书籍，自校对至封面的装璜，全都是出于他自己的一手。他校对时，一个个字的细校，决不苟且，决不马胡放过，决不肯半点放松。校书如对仇敌，决不肯宽恕一点。这便是他的治学精神。

　　我们可以举一两个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为近十余年来治小说史者的南针。虽然只是三百四十多页，篇幅并不算多，但实是千锤百炼之作。自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到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都是从一部细针密缝的三十六卷《古小说钩沈》的搜辑的结果里勾稽出来的。第八篇《唐之传奇文》到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乃是研究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和《青琐高议》，《顾氏文房小说》等等古籍而后写下的，其态度最为谨慎小心，一举而廓清了明清以来《唐人百家小说》，《唐代丛书》以及《龙威秘书》等的谬误与浅陋。近来对于唐宋传奇文的认识比较清楚，全是鲁迅先生之力（他别有一部《唐宋传奇集》，用力也极劬）。自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以下到最后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其材料也全是新鲜的，不知费了多少的搜访之力。他的《小说旧闻钞》一书可以证明：其对于材料的真伪，取舍的不苟，和蒋瑞藻诸人的《小说考证》等书大为不同。

　　其判断之最为精锐而不可移动者，如以吴承恩《西游记》为有所本；后来发见了《永乐大典》里的《西游记》一则，果然证明了他的理论。如对于冯梦龙所辑的《三言》的论断，今日发见的材料虽比他所见到的多，却一点也没有摇动了他的定论。因为不轻于下定论，所以定论一下来便不大能变动。

　　当许多人在提倡明末小品文的时候，他确实有的看不过。他们都以袁中郎、王季重诸人之小品为最高之作，赞叹之不已，而又纷纷的仿效之。但鲁迅先生虽起而呵斥这个倒流的倾向；他却并没有一笔抹煞了中郎、季重的文坛上的地位。他以最公平的眼光看出：袁、王诸人，一方面是写些小品文，同时一方面也大有“方巾气”的大文章在着。

　　他的《选本》一文（见《集外集》）里，曾有几句话，说道：“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象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

　　他在任何方面都是能见其大，能见其全的。

　　他是最精密的考据家、校订家。他的校订的工夫是不下于顾千里，黄荛圃他们的；而较他们更进步的是，他不是考据，校订为止境。

　　他是在根本上做工夫的。他打定了基础，搜齐了材料，然后经过了尖锐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态度下判断。

　　不麻胡，不苟且，从根本上做工夫，这便是他治学的精神。

　　学问家的成功从没有侥幸的事；而鲁迅先生的成功，便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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