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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确当否?


  阅二十六期信箱所刊《勇敢乎》一文,为寄意女士因蒋陶结婚时胡适先生以证婚人资格,许为勇敢,而引起反感,特函请先生发表意见者,其主题当然是因为“胡适先生是当代的思想家,青年的导师,一语所及,影响甚大”,恐因此为“多造些社会悲剧”,故请先生一论是非,以正观听。乃先生于书后答辞,虽洋洋数千言,文笔生动,观察明确,极尽分析社会病态之能事(固然对蒋陶婚事已是发挥得很透彻了)。然对主题之胡适先生称为勇敢确当否?竟无只字道及,实有违寄意女士致书之意,岂因胡先生为先生之挚友,故置而不论耶?抑或胡先生已洞悉内幕,果然值得称为“勇敢乎”?我们在未明真相“不愿遽下断语”以前,暂时丢开此“内容复杂”的蒋陶婚事不谈,只问先生:胡适先生之称佩“勇敢”确当否?请先生抽暇答复。

  闻友蓉

  答:记者答复寄意女士那封信的时候,不过略倾对于蒋陶婚事的意见,并未将“勇敢乎?”当作题目来做文章,且以篇幅关系,故未涉及“胡适先生之称佩‘勇敢’确当否?”一问题,且以胡先生所批评既为蒋陶婚事,那末若将关于蒋陶婚事的是非弄清楚,则胡先生的批评也许可以不言而喻,今既承闻先生特别提出,记者亦不妨再略附管见。

  胡先生仅提出“勇敢”两字,原有些滑头意味,因为“勇敢”本身原无善恶之分,慈母不顾其身而救她的爱子是“勇敢”,强盗临着杀头大唱三娘教子也是“勇敢”,“勇敢”是一事,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又是一事。不过胡先生既称“极佩服”,大概偏于善意的居多。如就善意的“勇敢”说,我以为也许有一半对:陶女士如果出于真爱而非出于威迫利诱的再醮,在现今社会习俗及一般顽固心理之下,仍非具有多少“勇敢”不可;至于蒋氏,身居所谓要人地位,当今之世,原可无所不为,“勇敢”与否大可不成问题!

  最后记者要对闻先生声明的一点,就是执笔评人论事的人,最重要的是公正的态度,“挚友”不“挚友”并无关系,胡先生虽是记者所认识的一位朋友,但我绝对没有偏袒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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