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伯高传(4)|林育南

施伯高传(4)

　　第十二章　救灾恤邻的活动

　　愤恨世界的不平，悲悯人类的苦痛，是伯高素具的心情。他一生奋不顾命的奔走运动，也可说是发源于此，所以他的生涯是与强权战，与黑暗势力战，为一切被压迫受苦痛的人民而战斗。明乎此则知伯高是个见义勇为的仁人志士，他是一个豪侠成性一往无畏的革命家。他目击人间的痛苦，有如身受，所以他必要去救济。他看见有人受强权的压迫，他立即愤慨不平，他必即刻去尽力为穷者解除压迫。他在律师的职务上是本于这个目标去做，所以他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救灾恤邻的活动。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是中国一个大荒的年程[成]，北五省的大旱灾，饥民二千多万，人吃草木，死亡遍野。这时各地发起筹赈，伯高在湖北，是为此事很尽力之一人。他为募赈到处奔走劝导，热诚感人，成绩颇著。

　　是年鄂北郧阳等处，亦受旱灾，他的故乡竹北[山]县为最。他得着乡人的报告，深为悯痛，他于是尽他的全力，联合乡土人士，组织郧阳七属赈灾会。他策励赈务的急进，令同仁全体出发，到处募捐。他日夜奔走，无片刻的休息。他偕他的夫人于寒天大雨淋漓之下，在武汉街道上向行人哀求捐款。因他们的热诚努力，这次募得巨款，郧属数百万人民，对于他们非常感戴。

　　一九一九年，“民族自决”的潮流汹涌于世界，朝鲜人民用血肉浸染的独立运动是失败了。这不仅是朝鲜人民的失败，亦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失败，尤其是中国人民所深为痛惜的。伯高对此更为切齿痛恨，每饭不忘。一九二〇年冬，韩国青年党李愚民、赵重九等由沪来汉，欲结识武汉人士，宣传独立运动。伯高于各界联合会遇之，畅谈其所抱之思想及中韩对日问题三小时之久，闻者均深为感动，李、赵等尤信赖之。伯高遂有组织“中韩互助社”以援助韩国独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解除中韩的压迫之建议，赞同者颇多。伯高仍偕赵等分赴各学校各团体开会演说，宣传日本暴行，韩人惨状，及中韩互助之必要。此种空气在武汉颇形浓厚，组织“中韩互助社”之机会成熟，至次年（一九二一）四月，伯高等发起召集各学校、各团体及各界同志，开会宣告成立中韩国民互助社，公推他和韩人李基彰等起草宣言章程及进行计划。他又劳苦经营，与各地广通声气，以期此社组织之扩大与实力之加厚。于是湖南、四川亦先后成立中韩互助社，中韩人民因此颇增同仇互助之情感。驻沪韩国政府特派员来汉，对伯高等深表感谢。韩国人士凡生活困窘及活动遇有阻难者，伯高必竭力济助，置自身之困穷而不顾。韩人能在长江一带活动者，颇赖伯高之力。

　　因中韩人民联合运动之热烈，惹起日本领事之忌视，伯高及韩国志士之行动，均为日本侦探所监视。韩人赵重九夫妇在汉口法租界被日探诱陷，几遭捕去。伯高致函法领要求依法保护韩人，后韩人始得安居租界。日领险毒，令探暗置毒药于赵君饮水管中，以致中毒，赖伯高之奔走营救，得免于死。一九二二年，李基彰迁居武昌，被日警抄查逮捕，经中警阻拒，始拘于武昌警署。伯高及各界人士深为愤恨，向当局严重要求释放李某，并要日领惩办非法行动之日警，向我国道歉，及以后不得有此非法行动。伯高并面谒湖北交涉员，严厉质问。交涉月余，李某始得释放。伯高救济韩人之事迹甚多，不胜枚举，宜乎伯高死后而在华韩人为之痛惜！

　　伯高之为韩人奔走，不仅出于救灾恤邻之念，乃以中韩同为被压迫之民族，应联合起来以反抗共同的仇人——帝国主义的日本！

　　第十三章　自治驱王运动

　　民国九年至十年之间，中国省自治的潮流，日增月长。湖北为此种运动之先驱，“鄂人治鄂”的口号震动一时。他们呼喊的结果，九年十一月北庭委夏寿康[4]为鄂省长，到汉之日，鄂人争欢迎之。伯高此时亦为赞成人民自治之一人，他于欢迎集会中，别树一帜。他以各界联合会的名义，揭出一面白布的大旗，上书：

　　清夏省长特别注意——

　　（一）我们决心是要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的；

　　（二）我们决心是要“平民自治”，“同业自治”的，那武人、官僚、政客、绅士、议员、流氓、财阀们的假自治，是我们拼命反对的；

　　（三）我们决心是要自制省宪法的；

　　（四）我们决心是要清理省有的财产的；

　　（五）我们决心是要废除督军的；

　　（六）我们决心是要裁兵的，至多不得过一师一旅；

　　（七）我们不是仅欢迎你做省长——是要你莫干涉我们的自由的；

　　（八）我们原不想你做善事，只要你莫做恶事；

　　（九）我们原不想你利民，只要你不害民；

　　（十）我们希望你处处在穷人身上着想，不希望你替富人发财；

　　（十一）我们希望你替湖北劳动界改善生活，不希望你替寄生虫似的流氓、政客谋饭吃；

　　（十二）……

　　他在车站的欢迎会场中站在高处，大声演讲至数小时之久，畅发自治的要义，人民的需要及对于省长的希望，并痛骂军阀官僚政客。他备印许多传单（大意如旗上条件），演说后即向群众发散，发后又继之演说。他又作一歌词，在台上高唱，十分动人的观感，群众得了新鲜的深刻的印象。官僚政客绅士们对他深加忌刻，夏寿康亦十分注意，特请他谈话，他对夏所说的话和演说时一样的严正。

　　民国十年北洋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队因数月无饷，月余之间，哗变二十余次，烧劫奸杀，城市为墟。六月七日，王亲领的军队在武昌省城内哗变，各处毁烧房屋，枪火大作，商店住户，抢掠一空，妇女多被奸淫，稍有反抗，即施杀戮。是役武昌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无算，繁华都市，化为灰土，鄂人之苦痛和愤恨不堪尽述！

　　王占元祸鄂八年，鄂人恨之刺骨，几次的群众运动都被他摧残解散，所以伯高及其同志早已和王贼处于不能并立之势。当自治呼声正高，王兵各处之哗变的时候，伯高和他的同志早有驱王自治的思想，只恨无机可乘。武昌兵变，恰好是去王的机会，伯高等乃为驱王救鄂而大施其活动了。

　　从兵变发生之次日起，伯高及其同志以湖北各界联合会代表名义，连发讨王通电七次，宣布兵变惨状及王之罪恶并鄂人驱王自治之主张。激昂愤慨，义正词严，足以丧王贼之胆而激起全国人之义愤，驱王运动，即由此开始。继而湖北各界联合会迭开秘密会议数次，议定驱王办法，分向各方进行。伯高于兵变之次日由汉口冒险渡江至武昌，于兵乱火灾杀人如麻之混乱状况中，穷日夜之力，调查兵变情形及受灾状况，以文电宣布各处，并在武汉奔走联络，以图大举。此时王已密令通缉伯高等，伯高尤潜于武汉从事秘密运动。但此时民众之势力薄弱，手无寸铁，不能驱除王逆。后各界联合会决议推伯高及钟海澄先生赴洛阳请吴佩孚援救。伯高与钟先生于无可奈何之中，服从众意，即日仓忙就道。到洛晤吴，陈述求援之意，并晓以灭贼救国之大义。吴以猾谲之手段，巧词谢绝。于是伯高知吴之为人奸诈，由失望而鄙弃愤恨了。

　　抱着满腔的愤恨，得了深切的教训，伯高等由洛回汉口了。他们在车上已有王贼的侦探尾随着，并诘问他们，但到下车的时候，被他们避脱了。侦骑密布，戒备森严，此时武汉已无他活动之地，这时伯高与同志商议，欲驱王自治之实现，只有往湖南可作活动，伯高乃即日赴湘。

　　他在密令通缉，侦骑四布的危险状况之中，易装上船。到长沙时，彼处对鄂事尚极沉静，他无所依傍，单人独骑，大施其外交的谋略，向各方面活动。他以湖北各界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发表一极沉痛极迫切之长篇宣言，述王占元祸鄂历史，湖北兵变惨状，及湖南人应援助湖北人驱王自治之理由，责湖南人以救邻自救之大义。此宣言发表之后，引起湖南人之非常注意。他同时又遍谒湘省当局及社会名人，说以此义，又与孔庚[5]等奔走呼号，召集从事驱王自治之鄂人，组织临时省政府，请求湖南省政府出兵驱王。不久而驱王之湖北自治军发动，湖南出大兵以相援助，王占元军队，连战皆败，自治军沿湘鄂铁路北下[上]，势如破竹，不数日之间，自治军前线已抵汀泗桥，距武昌仅百里。

　　是时伯高一面从事于军事上之活动，以武力驱王，图恢复湖北领土，实行省自治；一面制定省自治临时约法，推举省总监，组织省务院。他充省总监及省务院的秘书，约法系他起草而后经修改者。他在此任内，苦心戮力，从事自治政府各项政治上之建设经营，许多政令法制以及重要通电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精明强干，任事勇敢而又耐劳耐怨，事务的进行，多赖他的促励。

　　他于军事政治等活动之外，又与同志办一“湘鄂通讯社”，将鄂人驱王自治运动的情形及战事状况，极力向外宣传，以引起社会的注意与同情。他很有宣传煽动的天才，所以他参与一个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都能惊动社会，惹起民众的注意。“湘鄂通讯社”对于鄂人自治运动及宣布王占元、萧耀南、吴佩孚等之罪状，其影响甚大。

　　在自治运动中，有些不良的分子，时有不合理的主张、不正当的要求与非法的行动。伯高因实行主张和尊重约法与政务，有时被他们攻击或捣乱。有一次失职的军人向总监要求什么司令指挥等空头衔，被伯高拒绝，军人等围之，以手枪向他挟迫，他从容镇静，毫不畏惧。

　　自治军迫近武昌，王占元脱逃，驱王之目的达到，但王占元虽去，而为虎作伥之萧耀南取而代之，是诚鄂人自治之恶运而伯高诸人之所痛心者。

　　当王军在武昌变乱以后，鄂人错认吴佩孚为爱国卫民，主持正义的军人，推伯高等去请他出兵驱王援鄂，哪知他那时要霸占陕西的地盘，无暇兼顾，而且谓湖北的事机未熟，奸滑的谢绝之。及伯高等到湖南拼命的运动，正在自治军连战克捷的时候，吴乃派萧耀南带兵南下，虎视武汉，按兵不动，坐收渔利。待自治军驱王之后，萧即取而代之，立刻开赴前方，益以吴佩孚貔貅数万之众，挞伐久战疲乏之湘鄂自治军。又不惜卖国殃民，勾结外舰，施大炮以攻击。尤有罪大滔天，惨不忍述之逆举，即吴为施其凶残的战略，亲督兵士掘溃金口长堤，淹没四县之地，溺毙人民及（损）失财产无算，此真古今所稀有，天人所同愤。鄂人一劫于王占元之兵变，再劫于吴佩孚之惨祸，自治军完全失败，临时政府解散，湘人且辱蒙城下之盟，伯高等之忍痛饮恨为何如耶？

　　军事失败，伯高等收拾残局，勉励同人作再兴之准备。复通函武汉同志，劝勿灰心失望，谓戮力奋斗，此路不通，另寻他路，目的终有达到之日。后战事停止，而奴隶成性卖省[身]求荣之萧耀南，受曹吴之命，为傀儡虎伥，做湖北督军，以宰制剥削湖北三千万之人民。吴佩孚以借外力及决堤殃民之功，以直鲁豫巡阅副使兼任两湖的太上督军——两湖巡阅使。是役也，岂但人民无丝毫之得，而战争之损失与创痛，尤不堪忍受！从此直系军阀之势力益张，而湖北愈陷于黑暗之城。此时伯高在湘致他父亲的信，有“驱去一虎，又来二狼”之语。

　　伯高由此得了一个大大的教训：没有民众的基础——民众的组织与武装，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此后他就确定一种主义与策略：要深入群众中去宣传训练和组织，促进群众的觉悟，培养群众——尤其是最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的战斗能力，以能事实际的革命，铲除重重的黑暗势力，才可以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他于是年九月回鄂，就从事他的终身伟业的劳动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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