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伯高传(3)|林育南

施伯高传(3)

　　第九章　各界联合会之运动

　　竭学生之力，既不足以挽救外交之危急，爱国之士，以为非有要全国人民之大团结，为大规模之运动不可。伯高与学生会代表以学生联合会、律师公会发起，联络武汉各教育会、农会、商团保安会、报馆等，组织湖北各界联合会。伯高被推为筹备员，担任文书职务。此种工作，非常浩大复杂而艰困。伯高及其同志，不辞劳顿，奔走四方，日以继夜，卒得各方面之赞成参加，而该会于是年八月一日，宣告成立。该会章程宣言以及各种函电文件，多系他所起草。同时他又往各团体及私人处联络，藉以扩大并发展会务。又利用各种集会，到处演说，以鼓吹救亡，激起民气。因其运动猛烈，锋芒过露，由是甚遭官厅之忌嫉，而各界联合会亦遂被官厅解散，不得已而作秘密之运动。

　　是时外交形势更恶，中国代表有签字德约之说，全国震惊。京津等处人民推代表向政府请愿，湖北各界联合会亦有同样决议，伯高被举为代表之一，又被推为代表团之领袖，于九月赴京。抵京时，第一批请愿代表已被逮下狱，军警武装戒备甚严，他们的行动，很是不能自由。他因此更是义愤填胸，乃联合各地代表作再接再厉之奋斗，结队持旗，向新华门前进，被守卫军警阻拦。伯高大声演说，愤慨激昂，声泪俱下。守卫军警及市民闻之皆感动泣下。继率队至警察厅，要求释放代表，否则愿一同入狱，后警厅乃将代表放出。请愿事未得成功，伯高愤不欲生，有携武器与卖国贼拼命之计划，被同人再四劝阻乃罢。

　　嗣以救国乃久远宏大之事业，非一时一地一人之力所能任，乃与各地代表筹商，发起全国各界联合会，以为广大的救国之图。得各代表赞同，乃由北京至天津、南京，以抵上海，沿途联络各团体、各界人士。号召演讲，舌敝唇焦，宣传各界联合会组织之用意，以伯高之力为最大。卒能博取全国之同情赞助，而设筹备处于上海，伯高为筹备员之一。又为催促各地组织各界联合会及推举代表赴全国大会以及会内组织活动之事，颇费劳苦。他们苦心惨淡的经营，一两月之久，全国各界联合会宣告成立，伯高被推为评议部议长。在此期内，伯高以所学及平日作社会运动经验之所得，对于救国大计，颇有所发抒。此外组织纲领，函电宣言，以及劝告全国农工商学各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惜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被封禁两次，所有文件丧失殆尽，其散布于各地者亦复不能完全搜集，而伯高煞费心血之成绩，遂不克作详细之记载也。

　　伯高在上海时，不独致力于全国各界联合会，对于湖北及各省之联合会亦多所尽力，遥为策划，其劳瘁诚难尽述！

　　在此时期，戴假面具以欺骗国人之军阀吴佩孚、冯玉祥[1]等，大作投机事业，对爱国运动在函电上遥为应声，藉此博得全国人民之同情。此时伯高亦以吴等为真心爱国。是时吴佩孚驻兵衡阳，对于时局颇有所主张，对于爱国运动，在文字上口头上表示赞助。伯高在各界联合会和他函电来往，对于政治之主张，交换意见，尚相接近。及吴佩孚撤防，道过汉口，伯高去会他谈话，吴主张以民意解决政治问题，后谈及布尔塞维主义，吴亦知“过激”二宇，系日本人所污蔑。伯高乃引为同调，多方为之鼓吹。呜呼！孰知吴贼乃奸险狡诈之小人，后一变为无恶不作，而伯高竟以“过激”之罪名，死于其手，痛哉！

　　民国九年秋，吴佩孚主张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伯高以国事之纠纷，只有以人民自主的力量可以解决，于是赞成其主张，与湖北各界联合会同志筹备国民大会。开筹备会时（九月十二日）伯高为主席，报告宗旨，大意谓：

　　“………国事之纠纷，应由国民自己来解决。

　　吴佩孚主张国民大会解决国事，吾人深为赞成。但吾民应自动的解决国事，万不可居于被动的地位，为军阀官僚的利用。我们分属国民，故对于国民大会，应抱定自动自主之精神，努力进行。以奠国基于安固，谋人民之幸福！……”

　　伯高为国民大会之筹备，奔走月余，颇有头绪，定于双十节开成立会，临时被王占元[2]派军警解散。伯高勉励同人勿因此懊丧，应继续奋斗，乃另行开会宣告成立，并通电宣布王占元之罪状。伯高从此遂与王贼公开宣战，而成不可两立之势。后国民大会无成，国事愈陷于纠纷而不可解矣！

　　救国之奔走呼号，各界联合会之组织，伯高已尽其全力矣！然横暴的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奸险的国内军阀官僚之摧残，交相作恶，人民虽一时尽其死力，何济于事？虽一时罢免曹、章、陆[3]，拒绝签约，究于国事何补？故外交之失败，仍无挽救。伯高因此悟及此种广大空泛的缺乏实力之运动，实无以救国。且民众缺乏知识，而普及平民教育乃急要之图，于是武汉鸡鸣报晓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始矣。

　　第十章　平民教育运动

　　伯高在乡里的时候，创办乡村国民学校，任本县宣讲员，他做平民教育运动，已有许多实际的经验和成绩。他的平民教育思想的发源甚早，他又有实际平民教育运动的热诚和天才，故其贡献于平民教育者甚厚。

　　伯高在上海尽力于各界联合会有数月之久，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春，他由上海回湖北了。湖北的同志非常欢迎他，因为他回了，湖北的运动是加了一支主力军。他把他这次运动所得的教训和他那时的感想报告同志，同志们深表同情。他在同志中提出发起平民教育社的意见，得大家的赞成，又经他奔走宣传的努力，“湖北平民教育社”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中，他以主席的资格演讲：

　　“中国外交之失败，是由于国家贫弱无力，是由于教育不发达，实业不振兴。但国家之贫弱，由来已渐久，非一朝一夕之故。现在要救贫弱，挽危亡，应当从根本着手，非一时的空泛运动所能济事。五四运动，学生固然用了全力，然而普通一般人并未实际参加，所以这运动并没有很大的力量，加之国家贫弱已久，故更不能收实效。大多数人岂但没有参加，并且他们还有不知道这次运动的意义。他们并不是不爱国，因为他们不知国是什么，国家于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没有知识的缘故。因此，我们感觉平民教育，非常切要，所以我们组织‘湖北平民教育社’。从本处做起，以发展平民教育，使一般人民，有了必要的知识，知道国家是什么，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那时他们自然知道要爱国的方法，以尽国民的责任。那时他们自然知道发展实业，使人民都有职业，减除寄生生活的人，自可致国家于富强。这时国家必不致受别国的欺侮，外交必不致失败。即或外人有欺侮的事，国民必全体起而反抗，决不至如现今的失败。可知贫民教育是救中国的根本政策，这是我们组织平民教育社的宗旨。希望大家都努力做平民教育的运动！”

　　该社成立，伯高被举为总务主任。他起草该社宣言一千余字，哄[轰]动一时，加入的社员一百余人。平民教育四字，惊破了武汉沉闷的空气。伯高在以前的几次运动，已经大露头角，惹官厅的嫉忌。这回又提倡平民教育。于是目不识丁的湖北督军王占元知道了，惊疑起来，又加之一些腐败顽固的冬烘学究们，不知平民教育如何物，也就大惊小怪，说平民教育是过激派。于是伯高更为当局所忌刻。即平民教育的进行，遂大受阻碍了。后杜威来华过湖北，演讲平民教育，官厅以为美国人所提倡，知其非为洪水猛兽之过激派。于是伯高和他的同志，尽力进行，在武汉设立平民学校七所，伯高亲任教授，奔走各校，教课讲演，不惮劳苦。他奔走于武汉，不畏寒暑，狂风大浪亦冒险渡江，不误时刻，不旷校课。后因经费困难，他们虽尽力筹措，然而渐渐不能支持，学校终于停办。

　　他因此感觉得赤手空拳，提倡平民教育亦是不能成功的事，他又倾向到改革政治的途上去了。所以以民意解决国事的国民大会提出，他即参加运动。次年（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他发起驱王（占元）运动。事后他虽办理平民学校，但他的主眼是在工人及其子弟的教育，所以他很尽力的维持武昌某工厂附近的一座学校，并计划在汉口工人丛集之处，设办补习学校。他为此事计划、筹款，费了许多的心血和奔走，还受了不少的挫折和屈辱。他在死去的前一月，还为此事尽力，他为演戏筹款，不惜与市侩流氓为伍。他筹备此事，日夜相继，烦劳至废寝忘食。他牺牲的精神，他干事的魄力，真值得我们十二分的赞仰！

　　第十一章　文化运动

　　伯高自幼即具有独立自发的思想，不为旧说所束缚。他幼时饱尝了旧家族制度伦理上经济上的苦痛和压迫，他因之对社会发生了反抗性，社会改造的思想亦萌芽于此。他学习农业，作乡村运动，到处演讲，攻击旧习惯、礼教和迷信，主张改良风俗、尊重女权、普及教育，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文学和思想革命起于北京大学。经次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波及于全国。以伯高之富于革命性、感受性、活动进取、不稍停息，我们可以知道，他必然是这个运动中的有力的分子。

　　那时，文学革命之主张发表，伯高即知旧文学之不适时用，新文学之必然成功，于是即作白话文，并极力提倡，向各方面宣传。对于思想革命，旧伦理学说、礼教、风俗、习惯之破除，尤为不遗余力。凡新思想之书报出版，他勿论如何困穷，必勉力购读，并赠送或借与他的朋友，以广宣传。他的朋友和听过他的言论的人，大受其感化，一时如出暗室而见天日，思想解放之后，颇有蓬蓬勃勃的气象。

　　伯高对于新文化不独仅作口头的宣传，他于民国九年春和他的同志组织一个“武汉星期评论”，鼓吹改造社会，普及教育，并批评湖北政治、教育、社会各种问题。此报言论很急进而不畏压迫，在武汉社会发生很大之影响，受其感化而归从于革新运动者颇不乏人，但他因此更惹起守旧派之反感，而其行动更惹人注意矣。

　　伯高之思想，每因受实际运动的经验上之教训而时有变迁。他起先是抱着一种广泛的为社会国家的思想，所以在“五四”以后，就奋不顾身的作爱国的运动。在思想革命，文化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他抱着极端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后来经过入京请愿及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各种奋斗，牺牲许多心血，而政治之黑暗，外交之险恶仍故，他的思想渐渐起了转变。对于现存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由怀疑而不信任，由是而渐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那时他看了些无政府主义的书报，言论上不免带些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当时他在实际运动上，如平民教育运动，文化宣传运动，驱王自治运动等，都感觉得目前政治经济的压迫，无政府主义空阔而不能解决此种问题。他由是觉得由劳苦群众的力量作政治经济的革命之必要，他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征之实际的经验，于是笃信共产主义了。他的思想是依他的宣传而变迁，凡所信从，必发为言论，尽力鼓吹，以启发并促进国人的思想与行动。他不仅是个实行的革命家，他同时亦是个思想的革命家，他在文化运动上，很尽了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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