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伯高传(2)|林育南

施伯高传(2)

　　第五章　乡村运动

　　伯高由数年城市的学生生活，骤入乡村，觉人民知识之闭塞，生活之简陋，非积极改革不可。伯高以先知先觉自任，乃以一人之力，奔走运动。次年（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伯高二十三岁），办一国民学校，自任教授管理之劳，每讲授，不独使学生乐此不疲，邻近乡民来校听讲者亦环立如墙。教员之生活，将及一年，成绩亦颇显著。同时，他不独努力于教育运动，而且实行其创办森林及蚕桑之大计划。他对于蚕业和森林已有几年辛苦的学习和实地的经验，他于是发展所能，于教课之余，尽心劳力，购种选苗，奔走各地。不一年之间，漫山遍野，都化成了他的桑圃林场。烈日、暴雨、狂风、大雪，总见他奔走于林场桑圃之间，无倦容，无畏色。每当压苗采桑之期，穷日夜之力，在外劳作，有时遇大雨淋漓，衣履透湿，泥泞遍身，彼若无事然，其心志专一，刻苦耐劳如此。

　　一年的努力，不独教育的成绩显著，而农事上的贡献，尤为惊人。从此，伯高不仅在学校被人目为“特别学生”，而在社会也就渐露头角，惹起一般人的注意了。因他农事上的成绩，得人信仰，于是他被委为本县农务会的创办员，惨淡经营，规划一切，将农务会办理成立，成立大会之日，被举为该会会长。会之章程计划书等要件，皆出自他的手笔。他自任会长后，奔走本县各区，宣传农林之利益，劝导人民发展农业。凡办理有成绩者，奖励有加，因此而加入农务会者数千人，农会之进行，蒸蒸日上。

　　农务会之成功，伯高更负众望，于是又被委为本县宣讲员。伯高具有宣传煽动之天才，充演讲员后，一改以前讲演之陋规，不择地，不择人，不择时，凡遇有乡人婚丧祀神演戏等集会之机会，即向人讲演，如教徒之传教，精诚所至，听者无不被其感动。其攻击旧社会之罪恶，破除迷信，提倡爱国及教育实业，并灌输人民以应有常识，不遗余力。每次演讲，乡民男女听者云集，如观演戏。每演讲完毕，犹不忍去，其开导乡村之影响颇大。

　　第六章　武昌求学时代

　　郧阳终竟是偏僻之地，乡村运动，那能遂伯高的宏愿？伯高欲储造丰实之学力，以澄清天下，于是不能不舍弃他的故乡，到全国中心的武汉了。

　　到郧阳求学，已使伯高受尽艰困和冷落，卒赖他夫人精神的慰勉和经费的资助，使他得以达到目的。他这次到离家千余里，旅行一个月始能达到的武昌，又不知费了多少周折与磨难，然而他具坚强的意志，到底不懈的奋斗，又得他夫人辛苦工作的帮助，和他在外的筹借运转，千难万苦，他竟得到武昌来求学了。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伯高二十五岁），正当世界帝国主义的冲突而演空前的欧洲大战正在开幕的时候，伯高离开他的故乡到武昌了。那时，求学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开始就考入了湖北警察学校，一年期满毕业。本来毕业后即可任警察的职务，藉此以为做官发财之阶，就伯高境况看来，困苦万状，甚难继续求学，而且年龄已届成人，亦似以就职业为宜。然而他志不在此，竟不顾艰难，不求一时的利达，还要求学再造，得到专门的学问，为社会效力。

　　次年（一九一五）他以警察学校毕业的资格，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习法律学科。他在此校研究学问，非常刻苦用功。湖北的法政学校本为一般纨袴子弟及不好学而以求官为目的者所乐就，自好学者多鄙视之。该校学生多好奢侈冶游，任意旷课，且有许多终年不入校之挂名学生，故学科均为他们所不重视，校风极其堕落。伯高超然自树拔乎流俗，专志求学，不为恶染。他以求学去改造社会为目的，从未因他人之鄙薄而自移，盖不独具不拔之意志，而且有过人之眼光也。

　　伯高在校，就其研究之学科审其轻重而编为纲目，预定学程，按时习毕。是其求学有一定之目的，有一定之计划也。居恒自立日程，严格遵守，起居作息，均有定时，黎明即起，独自赴校中清静之处潜心研习，以避宿舍之烦扰。虽星期日亦不外游，竟日在校读书。他不独谨修校课，于课外搜集参考书及自设研究方法，最为得力。每考试成绩必列甲等第一，免收学费，毕业考试亦列甲等第一。在毕业同学中多茫然无一得者，而伯高则于法学已有深造也。

　　伯高在此期间，仍继续其在郧阳时苦学生之生活，他除学膳费及书籍等之必需费外，不浪费一文。在武昌之费用较乡间甚高，其夫人供给不够，他仍在假期中经营贸易，并多方筹借，然以不精于贸易及不随于流俗，经营常失败，而借贷亦常遭冷落，其苦况真不可言述！

　　不断的和贫困作战，经过了三年之久，到一九一七年，伯高终于毕业了。他毕业后，以不谙于外国语为恨，仍留武昌学习英文，并呈请律师证书。他又为研究法学与法学人士组织一个法政学会。

　　次年夏始回故乡，和他相别三四年之久的家人会晤。他虽饱学归来，乡人未见其做官发财，不甚重视。是年冬，伯高携家中绿松石往北京售卖，就便应文官考试。伯高以革命思想，发为文章，当然不入试官之目而落第。是时伯高领得律师证书，遂回武昌，执行律师职务。

　　第七章　律师生活

　　学校生活终止，伯高的社会生活又复从此开展了。民国元二两年，伯高曾作过倾动一时的乡村活动，得了社会运动的丰富经验，又加以四年的积学，他的社会活动的能力是更加大了。律师的职务，是最合伯高作社会运动的身份。他人以作律师为谋生发财之具，伯高的作律师是他保障人权、伸张公理的工具。他在律师生活上开始的一幕，就是援救五四运动被军警杀伤的爱国的学生。

　　他加入武汉律师公会，为同业所推重，举他为副会长。他在律师公会内尽了他许多力量为公会服务，许多公益的事件他都在公会内建议发起或参与。

　　这个贫寒的律师，他并不以谋衣食为急务，贫苦的人有事找他，他是非常乐于帮助的。他为他们奔走，不辞劳瘁，他不独不要丝毫的报酬，而且反以所有者接济他们。“贫民的拥护者”，“劳工的律师”，他的声名因之渐渐扬溢于武汉了。

　　他的法律精深，雄辩惊人，凡以事委托他，在法律可能的范围以内必能取得胜利。因此，他的名望显著，在同业中，居重要的位置，而他的收入亦颇丰厚。然而他仍是一贫如洗，并且负债，因为他收入之款不自存积，专为这些找他的穷人和奔走社会运动而用完了。

　　这时他的夫人在乡中苦守他贫寒的家庭，因为伊帮助伯高求学，得罪了家族，饱尝了家族的冷睹和侮辱。伯高想接伊出来，只因生活的困难而不能。家中的冷酷伊不能再忍受了，伊抱着伊一岁的女孩，携着伯高的幼弟，经过一千余里艰难的道路而到武昌了。伊会着伊的丈夫的时候，因路上一个多月的劳顿而染病了。但伯高的住室只有污秽的破烂的被帐各一件，一只旧木箱藏着伯高破旧的衣服，还加几张简陋的椅桌。一个有名的律师的生活状况，就是如此，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

　　第八章　救国运动之开幕

　　巴黎的分赃会议，处分了“战胜国的中国”，将中国的要塞给中国的仇人日本，因此，惊醒了中国人公理战胜的迷梦。“五四”之役，是青年学生们觉醒后的壮举，由此而博得全国学生的响应。北京消息传来，武汉学生接踵而起，作一致的行动。伯高此时正恨无直接参加之地位，不过间接促励学生之进行。同时又在律师公会中提议发电响应学生之行动，以力争国权。武昌“六三”之役，学生因游行演讲，被军警杀伤。伯高目睹惨状，愤恨万分，一面劝学生将受伤学生送法庭检验，一面在律师公会召集紧要会议，提出援救学生议案，呈请法庭提起公诉，惩办凶首。他又另行致书当局，发表宣言，力争惩办凶首，抚恤伤者，恢复学生之自由。因他四出[处]奔走的努力，才得达到目的，而学生运动，因此复振。

　　竭全国学生之力，不足阻止当局之卖国，外交噩兆频来，上海首先罢市，汉口旋亦起而应之。武昌处于军（阀）淫威直接压迫之下，戒备森严。伯高以武汉应一致行动，乃能有效，于是不避艰险，邀约同志，连夜草印宣言传单，到处散发，鼓吹罢市。次日（六月十二日）武昌商民一律罢市。是日商人开会于积善堂，伯高演讲商民爱国之必要与罢市要求之条件。以伯高讲演之熟练，又益以爱国之真诚，讲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感动。伯高的主张和指导，遂为一般人民所信从，日后轰轰烈烈之群众运动，即开端于此矣！

　　因外交之失败，军阀之摧残，鲁豫粤鄂等处学生自杀或被杀而死者共五人。武汉学生会开追悼会于汉口，与会者万人。场中设讲台数处，伯高自早至晚，轮流于此数讲台之上，讲演未尝稍息，以至泪竭声嘶，听者群争赴之，无不感叹泣下。伯高演讲之动听及言论感人之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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