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党政纲|恽代英

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党政纲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

　　最近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会议之结果，宣布政纲对内六项，对外十五项，这很足以表示国民党所倡导于国人对于解决时局之积极的要求。国人之不满意于现状，已成为普遍的空气。打倒军阀，排斥国际帝国主义等标语，数年以来，著为文字，腾为口说，遍于国内。然而时局所以不生变化的，则因大家对于军阀与国际势力，只能因偶发的事件，激起一种消极的反感；未能有曾经审虑而列为纲领以相号召的大党，以宣传而促成一种有组织的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国民党政纲的宣布，可谓正能适应中国时代的需要了。

　　我们要了解国民党政纲的重要而切合实际，我们须先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形，中国是受外国经济压迫的国家。因为这种经济压迫的结果，使中国人民生活日陷落于苦境，而无以为生的日益众多。此等无以为生的人，为要企求解决他的生活，于是型成现在社会种种的怪状。不顾事实的人，以为这些怪状都是由于现在的人游惰而浇薄的原故；所以他们永远找不出疗治中国病症的对案药方了。

　　第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我们的国债。民国十二年六月底止，财政部所欠债务总共为十八万万余元，交通部所欠债务总共为六万万余元。合共在二十五万万元以外。其中属于外债的，财政部所欠有抵押外债十万万余元，德债二百余万元，奥债三千九成余万元，无确实抵押外债二万余万元。交通部所欠电政外债及电政逾期未付外债近一万万余元，路政外债在四万万元以外。合计我国所负外债，约十八万万元。我们试一考究，何以有如许债务的呢？

　　一察考现在所负国债之项目，便可发现我们所有的国债，多非因兴办事业，而只为筹付受人勒索之赔款，或只是供北京政府浪费之用。现今所谓有抵押外债，由关税项下扣还的，每年本息俄法债款八百余万元，至民国二十年止；英德债款九百余万元，至民国二十一年止；英德续债款八百余万元，至民国三十二年止；三项总合每年二千六百余万元，都由甲午败后筹付日本赔款二万万两陆续所起的债。又如庚子赔款亦由关税项下扣还本息，除俄德奥部分减去总数之半外，每年尚须一千八百余万元，至民国三十四年为止。（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每年尚须多付八百余万元。）由上所述，因甲午庚子两役赔款所起的债，约占外债总数十八万万元之半数。这都是二三十年前武力败衄的结果，为外人所加的负担，而此二三十年已经逐年清偿的尚不在内。

　　再如民国初年克利斯浦洋款，井五国善后借款，仍以清偿到期外债为最大用途；则仍是受外人勒索的影响。而善后借款成立，复使袁氏可以有所资助，以扫平革命势力。现今每年扣还本利，克利斯浦洋款须三百余万元，至民国四十一年为止；善后借款须一千五百万元，至民国五十年为止；而实则此等借款的兴办我国民只经曾身受其害，初非因何兴办有益于人民事业的原故。

　　就内债言，现以德俄奥赔款部分担保的三年公债，十一年公债整理案内五年，七年，九年各项公债，亦只以供北京政府不正当的用途。民国三四年以来，袁氏威令及于全国，各省解饷渐复前清之旧，国用未尝窘竭。至七八年，对德宣战，既停付德奥赔款而八国赔款亦缓付五年。在此时期，尤应无举债之必要。徒以北京政府，或妄图帝制，或滥设官爵或擅兴兵事，或中饱私囊，人民不知监督任其挥霍，以致均成今日全国的负担。近年以来，北京政府既放任其名义上所领辖之各省军阀，任意扣留国税，又仍不免浪费中饱的恶弊。每有所需，辄向中外银行暗为通挪，必须支付之款又或任意拖延，于是无确实担保的内外债，又积至四万万元以上。由这可知吾国所谓国债，非外人勒索的结果，即恶政府所遗的祸毒了。

　　即交通部之借款，固有原系为路政电政之用的；然而亦有不少与外人所定合同，缴款既少，事业亦并未举办。如同成铁路借款，仅缴十分之一（一百万镑）。浦信铁路借款，仅缴十五分之一（二十万镑）。宁湘铁路借款，仅缴十六分之一（五十万镑）。沙兴铁路借款，仅缴二百分之一（五万镑）。事既未办，款亦未经缴齐，而必须定此项合同的；揆其情形，外人则利用以预获路权，当事借款人则利用以求得回扣，北京政府则利用以挪充各项浮费之资。此等戕贼国家之人，互相勾结，国民不知注意，则惟有受其实祸。又如近年交通事业，因受政治影响，路款则被军阀扣留，工务则被军事阻梗；所负债务，利息甚重每年以收入净余偿还应付本利，尚应不足六千余万元。而交通事业，至今被人认为利薮，安置冗员，侵蚀公款，习为故常，不以为怪。如此下去，债累自然只有一天天更深更重了。

　　我们试看这样的国债，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且不必说这样下去，本利必有不能清偿之一日，于是外人借口要监督我们的全部财政，以实现共管之局；我们只看眼前的事实，已令我们寒心了。

　　这样的国债，第一件显然的结果，是外人干涉的程度逐渐的进步。因为甲午庚子两役所引起的外债，既为关税所担保，于是海关的管理权，从友谊的委托于客卿，变为债权者的一种权利了。因为善后大借款既为盐税所担保，于是盐务署与盐务稽核所的大权，又旁落于外人的手中了。这几年来，北京政府既不足以统驭全国，在外交上事事退认，以求与列强勾结，遂其鱼肉人民之计。于是关税盐税，任外人直接存放于外国银行，而惟丐其扣还外债之余沥，以供其小朝廷之军费政费。而由于彼等惯于寅支卯粮的原故，即此等可以希望的余沥，又复抵押于本国银行家，以求借款。这种办法，更引起本国银行家借重客卿，以担保此项余沥的心理。于是客卿遂成了北方政府与银行家所托命的人，俨然成了中国的无形的皇帝。

　　第二件显然的结果，是国民租税的负担，逐渐的增加。前清末年，既内外多事，复屡遭巨数赔款的勒索，迭次举办外债。清室每举一债，照例摊派各省以担付筹还。各省为筹此等解款，自须多设名目，广为搜刮。于是厘金之制，不但不能裁撤；而各种附加税款及各种杂捐，相继兴办。因中国租税制度之不良，所有租税多属间接的，而可以转嫁于人民。于是物价因之腾贵，而生活因之困难。物价腾贵，生活困难，自尚有他种原因；然不能不说这便是重要原因的一种。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我们的对外贸易。我们与外人定约通商；共八十年。自海关册所记载，除很少几年外，洋货输入的，总超过于土货出洋的数目。近年以来，每年超过价值约三万万两；海关册所载物价，当低于市价，故实际超过应尚在三万万两以上。本来从理论上说；机器生产下的成品，有成本低廉，品质精美的优点，非小生产制下的农业工业所可抗衡。外国的机器工业，既压倒了他们本国的小生产；亦便可以压倒远隔重洋的中国的小生产。现在事实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了。我们中国向来自负为农国，然而民国十年，米谷入口一千余万担，十一年入口将近二千万担。民国十一年，芜湖的米，不能在宁波一带，与香港西贡的米相竞争。中国素来提倡纺织，与耕种一并看为重要。然而素布匹的输入，民国二年近二千万匹，至民国十一年仍一千二百余万匹。总计棉货类入口价值，民国十年近二万一千万两，十一年近二万二千万两，几占全入口货价四分之一。因他们货物的入口，吾国新兴的纱厂至于无力与之相抗，而或者停工，或者亏折。我们的出口，前曾以丝织品与茶为大宗。近年因受印度日本的竞争，亦全无起色。近年所较为畅消[销]的，惟各种原丝，生皮，植物油，骆驼毛，羊毛之类，凡此都系人家所用的原料品，然总计各项输出，民国十一年仅六万万余两，而输入的却在九万万两以上。

　　我们在对外贸易上，每年亏损三万万两，那不但表明我们每年要付出三万万两的金钱，实际还表明有价值万万两的人民的工作，为外国机器工业所夺去。因为有对外贸易，于是有六万万两的输出；那是说，我们因供给国外市场的需求，加增了价值六万万的工作机会。但是同时有九万万两的输入；那是说，国内市场的要求，有价值九万万两的工作，已为外国商品所供给了。外国商品既经代我们的农人工人，供给了国内市场的要求；我国的农人工人，自然要因而失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所以由这样的对外贸易入口出口价额的差异，明白的告诉了我们；我们失了九万万两的固有工作，而仅得着六万万两的新工作以为补偿，这中间仍是损失了三万万两的工作。我们试想，三万万两的工作，包含几多农人工人的生计问题在内？

　　而且对外贸易的发达，亦自然影响到物价与生活程度上面来。有洋行的收买，自然被收买的物价，会随需要而增进。而同时因欲应世界市场的要求，而贪图厚价；于是本国所需的必要品，反会减少了他的产额，而引起他的价格腾贵。这样，使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难。他们由生活的困难，而引起各种债累。这可以使他们鬻田宅，离乡里，而化为游民。他们由生活的困难，而引起各种侥幸的心理，亦可以使他们弃职业，冒危险，而化为匪徒。我们试看农商统计之所表示，可以证明这个事实。

　　据农商部调查，民国三年，全国荒地三万余万亩，至民国七年，除去西南诸省，荒地已八万余万亩。棉产额民国七年一千万余担，至民国十年，仅五百万余担。我们但看五谷棉花均中国所缺乏，而每年生产状况如此的退后，便可知国民既困于租税之负担，又困于物价之腾贵。同时国外农业工业品之压迫，使彼等劳苦而不能自给，故宁荒弃田事，以流徙于外方，侥幸求所以自给之道，无识者以为这由于人民沾染游惰的风习，宣诏示以力田之义。不知农民最安土重迁，但可使彼安居乐业，不待劝而自善。若今日生活之困难，欲使彼安于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之境，而不生异念；即圣人亦不能为功。但设身处地一想像其情形，自知此非为一般游民文过的话。欲消弭游民，必须从发生游民的根本原因上着想。

　　在上述情况之下，人民生活越苦则一般中下等家庭，其运命日陷于困难。他们要勉强维持自己的地位，只有极力节约，或剥削属于他的佃农雇工。游民越多，争为佃农雇工的越多；而争得以后，仍痛苦而不安定，时时复可以化为游民。加以灾祸之流行，有时使他们无路可走，则自会转入窃贼盗匪之途。有了窃贼盗匪，一般人民生活愈痛苦而不安定，中下等家庭的运命愈陷于困难。

　　自然有侥幸成功可以得着好的生活的人。因为既然有了这些无路可走的游民，以及困难的中下等人户；他们为生活的原故，愿意卖他的身子为任何的工作。于是强狡之徒便可以用一种名义，号召他们。亦可以说是同乡的关系，亦可以说是同学的关系，亦可以说是同主义的关系，都能够哄动一般人，使他们效死的奋斗。于是无论政界军界学界，乃至无论什么地方，都发生各种派别的争端。这些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野心家要靠这样的争斗，以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而一般为之走卒的，便要靠这侥幸去解决他生活的问题。有了这样的争端，各种职业界都陷于不安定状况。大家都失了尊重职务的精神，而一切事业都趋于颓废。而有了这种野心家的成功，又激动许多人的侥幸心理，大家相信幸运，不信有任何应尊重的秩序与道德。而社会愈呈纷乱的状态。

　　在这种时候，越反动的越有势力。因为正当的职业，不容易维持安乐的生计；大家都没有长久计划可言。反动的军阀能豢养人，能给人一时的满足，大家都会乐于为他利用；或间接能受他的供给，亦便乐于为他多少效力。国家的变乱既多，有权力的既得为所欲为，于是国税则任意截留，政费则挪作他用。官吏教师，均延挨不能得薪资，亦复不能安于其业，均奔走结托，辗转营谋以求托庇于反动军阀，冀以其余泽稍自苏润，因此，助反动派张目的人越多，他们的淫威越是不可向迩。

　　中国既是在这样复杂的病状之中，岂是一种简单的努力所能救治的事。而且如上文所云，表面上似乎完全属于内政的，实则都有外力的影响。中国今日自然非把北京政府打倒不可；然而北京政府打倒以后，必须从速修改条约，清理国债，安置平民生计，而加增其福利，如此然后可以使一般人民有可安的生活，可以恢复社会秩序，然后中国有复兴之望。

　　政纲所列对外有可注意之二点一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如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国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重新审定有损中国利益的其他条约。中国因前清政府愚暗，受列强欺蔽劫制，所定条约，多足束缚中国将来的发展。如协定海关税则，尤为外国经济侵略有力的武器。若非根本否认，重行修定，则我永无以保护我们正在萌芽的产业，即永无以挽回对外贸易的逆势。关税为外人管理，在今日已骎骎有喧宾夺主之势。而领事裁判权之存在，使吾人无法严惩外人的私运军火以助长内乱。所以这所揭櫫的数义，均于中国甚有关系。

　　二是对于外债的政策，则政纲所列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的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但如贿选窃僭的北京政府所借外债，不负偿还之责任；关于偿还外债方法，召集各省公团筹议之。国民党所以重视外债，诚以债务拖累，每年为筹还子母，几占国用三分之一；则一切整顿政治，发展实业，必处处受其窒碍。故对于外债之滥借，不能不加以限制，即担保偿还外债，亦不能不预定范围。中国的国债，实际均未尝以作正用。即今日忍痛筹还，亦非不可；但将来的政府，决不能如北京政府悉索敝赋，以供外人之敲求，使政治实业永成此一息待毙的状况。所以国民党亦将只能在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的范围内，才保证井筹偿外债。

　　政纲所列对内有可注意之三点：一是注意地方事业。政纲既确定县为自治单位，土地之岁入，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各县对于国家之担负，不得超过岁入百分之五十；又规定普通选举，改良农村组织，改良劳工生活状况，确定自由权利，励行普及教育。这都表明国民党注重以地方之力为人民谋福利。此种政治，如能实现，将与现在一般政治家的眼光只知集中于少数都市的，迥不相同。能注意农工贫民的幸福，而且各县的收入可以至少一半以上为各县自治经费，则于一切失业的人，可以为之安置；而穷窘困苦的人，都可以为之救济，使其可以安居而乐业。如此游民自然渐复其田园了。

　　二是改良租税制度。政纲规定要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额外征收，废止厘金等税；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这样的办法，表明国民党有废弃恶税的决心。要使税则归于简单而公平，使租税不易尽转嫁于一般人民。则物价与人民生活程度，不致受租税的影响。

　　三是确定国家经营大生产的规模。政纲规定一县资力不能发展的天然富源及大规模工商事业，国家当加以协助，所获纯利，国家地方均之；又规定企业有独占性质，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的，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这是国民党促进产业发达，而节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意思。中国在今日状况之下，只有国家经营大生产事业，方易迅速有所成功。而同时可以预防资本主义的跋扈。大生产事业不发达，终无以使一般游民有所生养。然若任私人资本家发达大生产，不独不易集事，而因以不能与国家安置游民之需要相应；且私人资本家的目的在为自己营利，亦非如国家的目的在安置游民，且在图他们生活的愉快而满足。所以大产业总以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为合当。

　　自然政纲上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单提这五层，是感觉这于中国今日经济状况之下最能有救治的功效。而且要请读者注意的，这五层是彼此关联，须同时的同样注意的事。因为倘若不修改条约，便产业不易发达。不审定国债，便政治实业处处受其妨害。不注意地方事业，便不易恢复秩序，图谋人民的福利。不改良租税，便无以苏民困，而用合当方法，以筹急需的用款。不举办大产业，终无以最后打倒国际资本的压迫。这五件事同时进行起来，然后中国的国运，有挽转的希望。

　　热心讨论中国改造问题的人亦多了，幸能就国民党政纲所列举各事项，而一考究之么？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四期

　　署名：尹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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