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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有一个青年曾经投给我们一篇文稿,他说:对于山东梅营长杀了张福来的儿子这一件事,他很高兴;他希望这样的梅营长越多越好。

  这表明什么呢?表明军阀的残暴凶淫,已经为像他那样的青年所痛恨了,所以他只想凡能损伤军阀的都是好事。张福来的儿子,虽不一定有可死之罪呢;然而因为他是张福来的儿子,他是一个军阀的儿子,所以被人家杀了总是好的。

  我们要为张福来的儿子的被人误杀,抱不平之感么?这亦很难说的。在这种兵匪横行的时候,一些大的小的贼酋们,各霸占各的地盘,各施逞各的淫威,这十二年中间,我们人民被他们误杀的,谁能计算他的数目?现在张福来的儿子,不过是这种不幸的人中间的一个罢了!我们为一切被他们误杀的人,是久已抱不平之感的;此外亦不能为张福来的儿子的被人误杀,特别的发生别样的感想。

  然而我对于那个青年的意见,以为有纠正的必要。假定张福来是有罪的,他的儿子若不曾甘心助逆,不应当负什么责任。我们亦许有一日要没收军阀的家产,使他们的子孙,不能分享他们的赃款;然而他们的子孙,还是应当享受人道的待遇的。古人都知道“罪人不孥”;那有到今天因为恨军阀,便欢迎人家去杀他们的儿子的道理。

  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大家要知道所谓打倒军阀,不是一味的杀这个杀那个所做得到的。岂但杀军阀的儿子,不应当是我们所欢迎的事;便令杀军阀自身,除了有重大活动跟在后面的时候,亦简直是于事无济的。我每看见许多青年谈到革命,他们讨厌讲主义,讨厌结党,他们只知用手枪炸弹以从事暗杀;他们说,只有这样,才是壮烈的革命行为。倘若这些青年,不是写了说了这些话,专为来欺骗哄骇无识的人呢,我自然亦要佩服他们的戆激;然而我们还是必须说,这不过是戆激而已,真正希望革命成功的人,还是不应当像这样。

  一般青年总以为中国今天所以这样坏,都是由于生了一个吴佩孚,一个张作霖,乃至于一个这个,一个那个。倘若把这些人都杀绝了,中国便一定会好了。进一步的,以为中国今天所以这样坏,都是由于军阀无所忌惮;倘若杀他几个,便可以使他们寒胆,以至于不敢任性妄为。因此,有许多人都相信暗杀是最好的救中国的法子。

  中国的坏,果然是由于一两个不好的人的原故么?倘若果然是由于一两个不好的人的原故,何以这样些不好的人都生在中国?何以这样些不好的人死了一个,又来一个?在今天的中国,军阀两个字,同娼妓盗匪一样,成为很不雅的名词了。然而何以总有这样一般的军阀?

  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人都有自私自大的心性的,倘若可以有许多机会,使他可以争夺权位,攘取利益,倘若可以有许多机会,使他可以成为今日的军阀,我们总不会有方法使军阀不继续发生的。像今天的军阀,本不过只是几个很寻常的自私自大的人;这样的人,在太平的时候,他们只好去挑粪;说多一点,亦只好做个乡董保甲而已。但是因为今天他们交了狗运,中国因为受外资压迫,许多小工人小农人都失了职业,流为流氓兵匪;他们可以各谋机会,拥有一部分流氓兵匪,霸占权位,宰割地方,于是一个个居然亦便做起督军巡阅使来。倘若中国不能免于外资压迫,这些流氓兵匪不能反其本业;那便只要有机会,人人可以利用他们以做成军阀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野心家想做候补军阀的人还多得很;杀一两个军阀,只是为那些候补军阀谋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已。

  有些人说,杀一两个军阀,到底可以使他们有所忌惮。我敢大胆的说,这简直是一句盲目的昏话。李纯阎相文的死,有人想得是人家要抢他们的位置,然而岂曾看见便因此而有些军阀自己告退的么?郑汝成死于帝制,劝进的人果然便气沮了么?此外军阅不得善终的很多(可参看《孤军杂志》打倒军阀号),他们便知所惩戒了么?人们都称赞安重根,然而只有一个安重根,究竟做得成什么事?因为他的一炸,高丽果然便没有亡国么?高丽今天已经恢复独立了么?我看他那一炸,只是买得人家记得“安重根”三个字罢了!青年若只要盗个机会,使人家知道他的姓名,这样干一回把戏亦未始不可。倘若说救国,想靠这吓倒那些军阀,那只是不知世事的梦呓。

  要军阀有所忌惮,除非是他们犯了法律,可以如平民一样,交给法庭,他们不能反抗。倘若靠偶尔的暗杀,军阀只会认为是意外的灾祸,他们尽可以用种种方法来防御,所以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有所忌惮。要怎样能使军阀如平民一样服从法庭的裁判呢?只有想方法打倒外资压迫,使流氓兵匪反其本业,使军阀无所利用以为抵抗,他们的权威才会根本消灭。“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青年们,注意啊!不要当真以为手枪炸弹,便可以完成中国的革命。

  军阀便不可以杀去几个么?当然可以的。在他们妨害我们革命行动时,或在他们谋作反革命运动时,当然可以杀掉的。再不然,我们为要引起时局的紧张,人心的摇动,以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革命,杀几个军阀亦是很有用的。不过我们总要注意,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革命最要紧。必需是这样的革命,他们才可以打倒外资压迫,发展产业,安置流氓兵匪,以断绝军阀的来路。

  这样的革命,必须依下述三种条件而发展起来:

  第一 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改造政治经济的主张。
  第二 必须使上述主张能为多数农工平民所赞助拥护。
  第三 必须有相信上述主张的人,结合为大革命党,以为革命行动的中心。

  我愿请一般青年注意,你们若只是以杀这个杀那个为革命的手段,你们的革命事业,永不会有功效。一切政治经济上的罪恶,与其说是人的罪恶,不如说是制度环境的不良,所以诱起来人的罪恶。所以革命家要研究怎样改变制度环境,这决不是手枪炸弹所能为我们做的事。

  我们真能改变制度环境,那便那些无杀戮之必要的军阀,还是放他们回去挑粪好了!至于他们的儿子,更应当看他们是什么材料,便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更无欢迎人家去杀他们的道理。

  按近来报载,有说张福来的儿子未死的,他死不死,原与我们无关,我们横竖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载《中国青年》第二十二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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