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争斗九未来国家出产品的分配

九未来国家出产品的分配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须加以讨论。人家常问社会主义者的，是你们怎样去分配那财富呢？怎样使每个人得着平均呢？

　　“分哪”这个观念从分非律斯丁的榖起，他们所有社会主义的观念，就与这个话为终始。便令在文明的人中，这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只在分全国财富于国民的仍然极为流行。

　　虽然社会主义者的方面，有许多争辩与证据；这个观念仍然盛行。这不仅由于反对者的故意为难，亦一大半由于他们不懂得大生产制发达所建造的社会状况。他们的知识，一大半仍限于小生产制时的见解。从小生产制那一点，社会主义惟一可能的形式，便是分割。这种分割的观念，对于小商人小农人很习得惯。从古代为买卖的生产起首的时候，有无数次当几家渐积蓄而大富，把些工人农人化成了倚赖者的时候；这些工人农人因要改良他的境况，起来革命，赶走那些富人，而分割他的财产。在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第一回成了功，极着重私产权利。农人工人及将成为资本家的阶级，大家起来分割教会的财产。“分哪”，这便是小生产制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的保守阶级的社会主义，而非在大实业里面做事的劳动家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并不提议去分割，他们的目的，只在把现在散在许多业主手中的生产工具，集中到社会手上来。

　　但这不能解决“分哪”的问题。若生产工具属于社会，自然处置用这些工具所生的出产品的职务，亦属于社会。社会用什么法子分配他到一切的份子呢？将照着平等的原理呢？还是照着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呢？若照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各种工作无论他是苦乐轻重生熟，是不是受一样的酬报呢？

　　对于这问题的答案，好像是社会主义争辩的焦点。不仅是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常议论这些事，早年的社会主义者，亦在这里用了许多心。从傅利叶到费特林（Weitling），从费特林到白兰米（Bellamy）有一长条线的各种不同的答案。有许多答案还很巧妙的，亦不少积极的假设，有些简单得可以实行。然而这问题其实并没有普遍所看的那样重要。

　　从前有时把出产品的分配，看作完全与生产无关。自资本制度的冲突与罪恶，最初由分配出产品的特殊方法中显现出来，被剥夺者的阶级与他的朋友，自然找出以为不公平的出产品分配，是一切罪恶的根。他们求符合于十九世纪初期的思想，假定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时代思想的结果；特别是以为强制的立法制度的结果。因欲消灭这种不公平的立法制度，他们所有需要的事，便是发明个更公平的法子，使世界确知他的利益。公平的法子，只有与现在的法子恰恰相反。“今天既为最不公平的法则所支配，那便应用为分配的根本原理的，必定是平等的原理”。今天有些没事做的人，发了大财；做工的饿死了。所以亦有人说，“各取所值”。（或者换句新式的话“各取他工作的出产品”）但亦有人疑惑这两种学说，他们信“各取所需”。

　　自从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者才真知人群生产品的分配，不是靠流行的法规而定，是靠流行的生产制度而定。全社会的生产，分配于地主资本家工人，在现在现生产制度中，是决定于他所有的土地资本劳力。自然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生产品的分配，将不致仍由那些有关系人不自觉作用的盲目法律所管辖。今天大实业的生产，工钱的付给，都很严密的有个规划。社会主义的社会，既无异一个伟大的实业事业，自然亦应用这个办法。生产品分配的法则，将为那些有关系人所规定；然而亦不是由他的高兴去规定，必须绝对采用这个或那个原理，必须按着社会实际的情况。最要是按着生产情况而决定。

　　例如在某时期工作生产的程度，有大影响到分配情形上面：科学使实业有这高的生产力，每件是人所需的东西都生产得极丰富；这种时候自然容易应用“各取所需”的原理。但若生产力这样低，费力太多而出产仅够，那便这种极公平的原则，亦做不到。“各取所值”，是永做不到的。这样一句话，除非假定真能有把共同生活的全部生产品分配于各人的事，或者还有一点意思。这样的观念，正如一般人所以为社会主义者大家所想促进的大均分观念一样，是从近代私产制度的特有思想方式中出来。在这时间，分配一切的出产品，是等于逐渐求生产工具私有的复辟。

　　社会主义生产的原理，只能用于分配一部分生产品。一切需用于扩张生产的生产品，却不能分配；而且这样生产品，必为社会公用，以建设保存扩张公共的机关。

　　在今天的社会公共机关的数目与大小，已逐渐的增加了。特别由于这种境况，大生产制压倒了小生产制，他的进行极快不受限制。这种发达，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更受个大激进。

　　能够用为私人消费，因之而成为私产的生产品，其数量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必比之在以一切生产品为商货私产的今日社会中，不可免的大减少。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不是生产品的主体，乃是他的剩余，受我们分配。

　　社会主义的社会，便这些剩余亦不能自由处置。生产的需要，亦随他进行的途程而决定。这种生产，常受变迁。分配的方式与方法，亦因社会主义的社会各种变迁而决定。

　　只有完全的乌托邦派，想着有一种特别的分配制，要造出来，永远的用下去。在这些事上，与在别些小事上一样，社会主义的社会；似乎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消灭了，突奔猛进造出来的一个崭新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货物的分配，或有仍可继续用于现行工钱制度下发达的那种方式。无论如何，在最初多少总不免这样。正如给工钱的工作，他的方式因时而异，甚至因业而异，因地而异。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品的分配，必亦因人口的需要，实业的历史关系，所取方式各有不同。我们必定不可想得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固定的，一致的。他宁是常常发达，富于变化力的有机体。因科学与技术的帮助，工作的分业，商务的往来，社会的治理进步了，而自然发达。

　　于“分哪”的思想外，又有“均分”的问题，最烦恼社会主义的仇敌。他们说：“社会主义要每个人有全部生产品的平均一部分，勤者不能多于惰者；作苦工者不能受较优酬报过于作轻易工作者；抬木石的他只搬运材料，但他与建筑家平等；这种情形之下，人人要尽力求做少些工作，没有人愿意做苦工；学问既不受尊重，没有人研究他了，结果是社会回头到野蛮状况，所以社会主义是不能实行的”。

　　这个理论的谬误，是显明易见。我们可以说的，若社会主义的社会曾经决定要每人收入平等，若这种结果将要如所先知的那样可怕；那自然的结果不该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应该舍弃，该说收入平等的原理应该舍弃。

　　社会主义的仇敌，要因收入平均而断定社会主义不能实行，除非他能证明两件事：

　　（一）这种平等，在一切情形之下，与生产进步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为生产中个人的活动，不仅靠他所得的酬报；亦还靠一大些别的情形，如职分的意思，雄志，人格体面等。这中间他们需要的报酬，没有一件是可以预先决定的，只有揣测；而揣测常与社会主义反对者发表的意见结果相反。

　　（二）收入平等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为必要的，非这样不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但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亦不能证明这。试一望各种共产的生产，从原始共产主义到最近的共产社会，可以知道他们应用以分配生产工具于群众的方式有多种。一切近代给一定工钱的法子，论件数给工钱，论时间给工钱，给奖，这都可用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而且没有一件这种法子，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站个地位。因为那社会中人的欲望惯习，乃至生产需要，都会要求这种办法。

　　但这不是说由这便收入平均，——不必定是说收入是一致的——便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无关。收入是一定会平均的；这不是由于普遍强制而人为的齐物结果，乃是社会发达的结果，社会的一种倾向。

　　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有两种趋向：是加增收入的不齐，一是减少收入的不齐。便是，一是加增不平等，一是减少不平等。由于社会中等阶级的崩坏，个人机运的加大，资本制度把民众与他在上者的空隙越弄大弄深了。后来的居上，资本家乃比一切都上些。同时还有个别的趋向，在民众中间做工，渐平均他们的收入。他把小生产者，农人同工人，挤到劳教阶级去，至少把他们的收入拉到劳动者水平线上。把劳动者自身的不同，都抺拭了去。机器渐把原来劳动阶级的歧异消灭掉了。今天各阶级劳工不同的工钱，不停止的活动，一天天向一致的一点走来。同时教育界劳动者的收入，亦无可抵抗的降下去了。众收入的平等，反对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绝，以为是社会主义目的的，在今天社会眼前已正在进行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那种趋向只是加甚不平等，只是由生产工具的私有发生出来的，自然不能存在。但那种消灭不平等的趋向，却会得更强的表现。这里更可看见现在家庭制度的破坏，小生产制的堕落，仍是这样的进行。经济发达的趋向，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仍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一样进行。只表现得很不一样。今天民众收入的平等，是由高些收入的人压迫低级人的结果；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然反过来，是提高低级人的收入，到高些收入的人一样。

　　社会主义反对者，威吓小生产者及工人说，若把现在有钱的阶级的收入分给穷人，想大家分得工人阶级与中等阶级现在平均的收入都不够；所以要求收入的平均，只索性把生活状况弄坏了。结果，如要收入平均，上等的工人小生产制，亦只有舍弃他收入的一部分，去给那些穷人。所以他们在社会主义中无所得而反有所失。

　　这些话中间所包含的真理，是说可怜的穷人，特别是那些下流劳动者，今天是多极了。他们是不得已极了。便把一些富人大量的收入分给他们，亦未必能使他们有个稍为宽裕的工人生活。但这是不是足为维持我们光荣的社会制度的理由，倒还是个疑问。我们的意见，反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均分，究竟减少得他们一点的穷困，究竟总上前了一步。

　　然而我们没有“均匀”的问题，只是说生产工具总得有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结果一定可以引起生产的财富数量很快的增加。资本主义为买卖而生产的制度，在今天妨碍了经济发达的进步，阻碍了隐伏于社会中生产能力的圆满扩张，这总不是看不见的事。他不仅不能在机械发达到可能而且需要的时候、很快的吸收小实业；而且要雇用一切有益的劳力，亦复是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消耗了这些劳力，把更多的工人赶到失业者，下流的劳动者，寄生者不生产的中等社会人的田地。

　　这种事情社会主义的社会，自然不能有。他不能使一切有益的劳力不成为生产的能力。他会加增生产工人的人数，甚至于到几倍。像这样做，他每年比例的使所生产的财富亦加增几倍。这种生产的加增，不仅能提高最穷人的收入，而且提高了一切工人的收入。

　　而且社会主义的生产，既能促进大生产的吸收小生产，而加增工作的生产力；那便不但加增工人收入是可能的事，缩短工作时间亦是可能的事。

　　由这，所以说社会主义是乞丐的平等，是一句蠢话。那不是社会主义的平等，是近代生产制的平等。社会主义的生产，必定不可免的要改进一切工人阶级，包含小工人小农人等的生活状况。按着那种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迁，所受影响的经济状况，这种生活的改进可多可少。但无论如何总可令人注意，每个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总发生公共幸福的增加，不是像今天一样反把公共幸福弄坏了。

　　这一种收入趋向的变迁，在社会主义者眼中，比绝对的收入增加更重要多了。有思想的人，未来的生活更重于现在的生活。未来的祸福，在他心中比现在的享受更要紧。决定个人乃至全国家幸福的，不是现在制度是怎样，是他将要成为怎样，是他有个什么趋势。

　　所以我们又可懂得一种别样优点，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强些的。他不仅给人类大些的幸福，亦给了生活的安定。这种安定，是现在最大的机运亦不能担保的。若说大些的幸福，只是有益于今天以前受剥夺的人；那便生活的平安，是给现在那不需要大些的幸福，亦不能有大些的幸福的剥夺者一件礼物。不安定是贫人富人一样感觉的痛苦。他比缺乏贫困或者还要难受。一念及于他，使那些还无缺乏的人，不能不尝那缺乏的苦味。这是个最喜聚焦，最富者宫室中的幻象。

　　一切有眼光的人，都看熟了，共产的社会中，无论是在印度法国美国都有那种可注意的，那种特属于他们的平和信任平等的情况。他们没有市价升降的烦恼，自己有生产工具，自己可以自给。他们照所需要的规划工作。他们预先知道他们所盼望的。但这种共产社会，还远不配说是十分安定。他们管理自然的力量很微，而社会亦很小。若不幸牲畜病倒了，禾稼荒歉了，水旱等灾患来了，全部便受他的打击。但社会主义的共产以国家的疆界，以科学的结果为帮助，他的立脚是比较何等的坚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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