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瞿秋白 >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 上页 下页
(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


  现时革命已到总攻击的时机,对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之策略,当然采猛攻的阵势。帝国主义的列强固然内部有许多冲突,可以随时利用,但是现在的革命阶级中,只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猛烈的宣传,可以破坏他们的联合战线,因为他们在华利益的分量不同,利权较少的一受攻击便要让步,不愿代英日受过。如果宣传上隐蔽避免“较好的”帝国主义,那就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策略。如果甚至于像上海二月政治总同盟罢工时,简直暂时放弃反英帝国主义的口号,那真不成话说了。或者说:“先反对李宝章[117],再反对帝国主义,分作两阶段”,那么,这不知道和国民党右派之“先除国贼再图富强然后对外”又有多大分别?殊不知道要征调全体民众反对李宝章,非有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不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正在于“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而来的,“民权”却不敢要了。国民政府固然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离间列强,然而这也并不是优待某一帝国主义,而仍旧是打击帝国主义一切特权的战略。至于征调民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却无论如何不可以放弃的。现时中国革命必须对帝国主义猛攻,利用列强冲突,而得步进步的收回租界海关……。丝毫不要怕“过分”了。即使外交政策上说:国民政府不准备以有组织的军队夺回租界,那亦是指明列强应当拣择:究竟愿意立即承认国民政府,与之谈判而“和平”交还租界呢,还是武装示威逼得民众非以“暴力”收回租界不可?对于官僚买办阶级,当然是和对于帝国主义一样的策略,应当没收他们的财产、田地、银行存款、公司股票……总之,严厉的革命独裁,这亦并不一定要有“民众的德谟克拉西的”[118]形式的,甚么法律手续等等。这一洋奴阶级,或者有人以为他亦会跑到“革命党”来,彭述之曾经说北伐到北京时,甚么交通系等也会进国民党。我说:不会的!何以故呢?因为只有国民政府采取了彭述之主义的政策,只利用他们内部的冲突,而不下总攻击,就是依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力求与某部分买办阶级妥协,那时,这一“阶级”亦许真会加入“革命”,不但加入革命,他们并且不像彭述之主义派那样客气,还要“包办”国民政府呢(将要有他们的三月二十日)。除此之外,革命对于他们是闭关的。对于地主土豪阶级,亦应当用同样的政策。地主土豪阶级现在已经大致变成官僚买办大地主的附庸。不过其中带有地方色彩的一派,或者商业化的程度较浅,或者当地农民还没有剧烈的斗争,那么,这一派人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中等商业资本的代表;他们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比较的浅些,甚至于有小买办向洋大人督办督理多争些赏钱的气概,所以在政治上实在是民族资产阶级之最右翼。因此,如江苏的半研究系的士绅,也会一半赞成革命,以地方自治保境安民及对南北战争中立为政纲(四川、云贵亦是如此)。可是,等到革命稍稍往前一点,他们便反动了。对于这一派人,美国帝国主义暂时所想利用的这一班人,没有多大客气的必要。固然,去年北伐刚刚开始和尚未开始之前,北部中国处于革命伏流昂进之时(三月十八日之反赤屠杀后[119]),革命党的职任是:一方面,督促革命略见顿挫的南方(三月二十日之南方),从速北伐,以开展革命基础,而在群众参加斗争之过程中,与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别方面,是在北方“往各阶级去”,征取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所以要切实执行“地方实际问题”的运动,借此暴露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右翼的罪恶;同时,就反对当地小军阀的助吴反赤,以地方实际要求,如抗税废捐等的运动,骚乱这些大小军阀的后防。所以当时“地方自治”的口号,是有些革命意义的,因为他和北伐的战略是相应的(尤其是在江浙北方)。然而当时江浙的运动虽做而不得力,北方的,简直是怠工。至于现在——去年十一月武汉、江西都已经被北伐军取得之后,形势便大不同了。当初做“地方运动”的目的,本在于暴露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罪恶,那么,现在必须更进一步急转直下的改变政策,一直到指出最左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指出保境安民的不可能,指出要保境便必须先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响应北伐军,而建立平民政权。事实上江浙区却想组织资产阶级的“民治气象”的市政府(含有地方自治的性质),以抵制北伐军来后的“军治气象”。所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第一次暴动[120],不号召群众参加斗争,而只做军事投机。

  [117]李宝章,军阀孙传芳部混成旅旅长,当时任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是镇压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刽子手。

  [118]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的音译,意即民主。

  [119]三月十八日之反赤屠杀,即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

  [120]指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进攻上海而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确切日期是10月24日。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