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三）民族资产阶级

（三）民族资产阶级

　　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宗”戴季陶派、虞洽卿派，当然还在革命营垒之内（甚至于有些隐藏在左派面具之下）。可是大概而论，他们的妥协主义已经很明显。我们从五卅之后，一直便暴露他们的罪恶，已经使小资产阶级部分的脱离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们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121]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从五卅至一三[122]，我们的策略都应该是努力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而后能征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一三之后到现在，尤其重要的是：不仅反对买办阶级的压迫捣乱政策，而还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化，指出他们以革命为名的政策实际是停止革命，以民族为名的政策实际是背叛民族（不仅是压迫工农而已）。固然，我们不是简单的推翻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我们的战术计划既然是夺取其领导权，则一切策略步骤，当完全以奔赴这一目的为标准。（一）我们更加加紧“赞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彻底的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之要求，如收回海关，反对中日互惠，收回租界，反对外国资本家参与居留地的市政取消地皮章程至少亦须增，，加千倍于现今的地租等等。我们要攻击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卖”，攻击他“自己的妥协”，同样，对于北伐军之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我们不但“欢迎”他们进攻，并且督促他们，尤其要用实力帮助他们，以民众的武装暴动响应他们。（二）我们要眼睛看着群众的工人、农民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不但领导工人农民，并且要领导并赞助反对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于智识?阶级和店东小资产阶级。（三）组织国民党左派运动，积极的在适当时机逐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四）积极在广泛的群众中进行平民政权的运动，兵民联合的运动，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之军事独裁制，代以平民群众的独裁制（亦不能免除军事性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至今还在错误的策略中：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我们几乎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对北伐，我们曾经消极的抵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我们不注意；对左派运动我们不坚决的去领导（伍廷康[123]）；对民权政府运动，我们只去接洽首领，各团体领袖，甚至于不到工人群众中去实行选举运动（此处大致是说上海最近的二月二十二日暴动[124]前后；例如，运动罢市响应北伐时，只和首领谈判，始终不能深入小商人群众）；组织上海临时革命委员会[125]时，只联络大商领袖。后来实际上是南昌政府[126]指派的国民党中央江苏政治分会，照右派意思，是要站在上海市政府之上指挥命令市民代表会议的，其中包含大多数右派分子，如叶楚伧[127]、郭泰祺[128]等，而我们并不号召民众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撤换。上海二月暴动后，国民党“应许”民选政府，他们自定国民党提议的候选人名单；我们不去提出自己的名单，与国民党的名单共同到群众中去宣传，亦不与较左倾的国民政府联络，表示反对上海市政府委员中的右倾的候选人，反而去帮着国民党新右派严守秘密，想在市民代表会议开会时，就此使工人市民赞成通过。这名单之中，有右派郑毓秀[129]女律师等。郑毓秀是参加美国女青年会所召集的泛太平洋妇女会议筹备会的一位太太；不但女工在三八纪念会中说：“这就是资本家要选到上海政府里去的郑毓秀，我们工人代表却没有”，并且一般左派的智识阶级妇女都反对她。然而上海区委竟不反对郑毓秀。女同志已经是为妥协起见，提出共产党女党员杨之华[130]加入名单，以为交换条件。但是，上海区委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时，并不受国民党方面的反对，而很驯服的自动的撤回杨之华。为着什么？为着：（一）要保存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不方便反对郑毓秀；（二）要加入政府必须有些绅士态度，而杨之华太平民了，别的女绅士我们党里又找不出（幸而没有）！总之，与资产阶级破坏一些“良好关系”，至今还被认为万恶不赦之罪。因此，只去找新右派及大商人谈判，自己束缚自己，眼睛不是望着群众，而是望着他们。这是布尔塞维克的策略吗？

　　[121]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又名人权，字弃疾、安如、亚庐、亚子。江苏吴江人。著名爱国诗人，早年创办南社。曾任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天铎》、《民声》、《太平洋》3报主笔，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22]“一三”，即汉口一三惨案。1927年1月3日下午，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无理干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讲演，驱逐听讲群众，刺死中国海员1人，伤多人，激起武汉各界人士强烈抗议。5日，武汉数十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占领英租界。6日，九江工人也驱逐英国巡捕，收回英租界。2月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123]伍廷康，即维经斯基，见本卷第400页注36。

　　[124]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即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进攻上海而举行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125]上海临时革命委员会，又称“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1927年3月22日宣布成立。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郑毓秀等19人为委员，共产党员占半数以上。29日因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而告结束。

　　[126]南昌政府，指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擅自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迁”南昌，阻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南昌中央”，以与武汉中央相对抗。

　　[127]叶楚伧，见本卷第398页注18。

　　[128]郭泰祺（1890—1952），字复初。湖北崇阳人。职业外交家。曾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次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27年北伐军攻取上海、南京后，任江苏交涉员兼上海政治分会委员。

　　[129]郑毓秀（1891—1959），广东宝安人。当时在上海任律师。后任上海市审判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法政大学校长。

　　[130]杨之华，见本卷第405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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