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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党


  因此四点,共产党员绝对应当加入国民党,努力发展国民党,使成为中国平民的真正代表民族的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不应当将工人农民放在国民党之外,放任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放任他“独立”起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党外合作”。这种对于国民革命的组织策略,在现时国民革命的领袖权万分必要的属于无产阶级之时,尤其非切实实行不可,容不得丝毫怠工。

  然而五卅之后北伐之前,正是中国革命之伏流昂进的时期,从示威、罢工急遽的近于武装暴动之前夜(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方区对于国民党的意见却是:现在(三月二十日之后)早已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由本党领导到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时期”;所以北方区认为“可以不发展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我们自己不应做国民党机关的工作,不必集中中国一切革命势力于国民党,并说不要梦想国民党成为单纯的左派思想的政党。诚然不错,彭述之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还说:粤区[116]同志不应当责备左派首领如何如何不行,而想自己恢复三月二十日以前的状态(即左派思想占优势,甚至于进了单纯左派的思想)。彭述之主义又表现出来了:在组织上主张宽容非左派的思想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主张共产党员无形退出,不赞助国民党之发展,实即容留戴季陶主义,并使之独占国民党的发展工作,这就是将国民党送给新右派去领导。这种组织上的策略,实际上是对戴季陶主义投降的机会主义。固然,单纯的理想的纯左派的国民党是暂时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阶级分化急遽而未稳定,所以左派首领可以采取戴季陶主义而右倾;然而我们的职任是:不论姓甚名谁,凡有戴季陶主义倾向者,便须攻之使去其“主义”,使国民党政策(思想)日益单纯的左倾。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组织上发展国民党的左派,使群众的工人农民加入;而且有时必需我们自己担负国民党机关的工作。

  以前我们策略上的错误,真正是梦想左派小资产阶级的首领能够独立的干,我们只在背后推动,不肯挺身前导,拖着他们往革命方面去。同时,自己存着一种保守的心理,不以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民族”利益和中国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相对待,却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去和中国民族的利益相对待,仿佛默认资产阶级是民族代表,资产阶级是应当领导国民党的,仿佛中国无产阶级只可以做国民革命中之“在野党最左派”,不应当去领导国民党工作的。这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

  [116]粤区,指中共广东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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