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二节武汉反动与广州暴动

第二节武汉反动与广州暴动

　　武汉反动与广州暴动的意义，在上述的论断上已经说过。这期间，工农、兵士的革命形势也经说过。豪绅、资产阶级的情形又怎样呢？

　　武汉反动是革命的国民党之消灭。南昌暴动更促进一般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反动性之暴露。反动后的汪精卫政府还在高唱“东征讨蒋，提高党权”。其实，这是军阀唐生智扩充地盘的假面具罢了。唐生智取得安徽，即进而想联合孙传芳的势力打倒南京政府。武汉的豪绅、地主阶级，借汪精卫等的“党权”摧残工农之后；同样，沪、粤的豪绅、地主阶级，借胡汉民、蔡元培等的“老牌国民党”首先反动逼迫武汉而得到如此“圆满”结果之后；——豪绅、资产阶级当前的生死关头，仿佛双方都觉得缓和了一下。如果四月到七月豪绅、资产阶级，一般而论，有些一致进逼工农的阵势，那么，武汉政府落到反动派手里之后，这种“一致”对于中国的豪绅、地主，是再也不可能、再也不必要的了。中国的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的本性是如此，他们内部的地方利益、派别利益是如此之复杂而冲突：除非刀头压紧它的喉管时，他们是不能一致的。四月到七月间，南京方面蒋、桂的冲突只是酝酿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还是有需要，需要它消灭武汉的革命。四月到七月间，武汉方面唐系和谭系、张系[76]军阀的冲突也是如此。那时豪绅、资产阶级有共同的目的，救命的目的；所以南京政府是一切都用来消灭武汉，武汉方面的豪绅是一切都用来消灭工农革命势力。“先反共后东征”的口号，在武汉是当然的现象。武汉反动了，国民党军阀的混战便开始了。

　　武汉的反动，仿佛使豪绅、地主阶级觉得危险减轻了。虽然当时的南昌暴动还有叶、贺等的军事势力与工农兵共同开始反攻，但是这对于豪绅、地主阶级还没有什么可怕，叶、贺这时是在“荒野之地”，工农力量已经被四月以来各地历次的反动打击下去，“群众始终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些军阀那时这样想着。既然如此，那么，蒋介石也可以用不着，汪精卫更是用不着。“纯粹的”反动统治痛快得多。什么实行关税自主（蒋介石），什么二五减租（汪精卫），都太麻烦，现在可以不用了。这种情形，便使“赫赫乎”的武汉东征，一变而为宁汉合作，再变而为西山会议派的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汪、蒋俱倒了。

　　但是叶、贺失败之后，工农势力反而高涨起来，这出于豪绅、地主阶级意料之外。他们一面继续的互相并吞，以求解决内部的冲突——桂系军阀亟亟乎的去打唐生智夺取武汉地盘，一面在广东竭力攻击汪精卫、张发奎等的所谓“左派”军事势力，要霸住广东的地盘。张、黄[77]的“左派”军事势力实际上也不过是“左倾的”资产阶级，这梦想着以骑墙政策取得自己的政权：一面杀共产党，一面欺骗工农。这种势力，是豪绅、地主阶级所万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始终还是“玩着民众运动”，虽然客观上仍旧是替豪绅、资产阶级维持统治，但是豪绅、地主自己连武汉革命政府都能推翻的时候，如何还用得着它。广东的张、黄政变（十一月十七日），正是工农革命渐取进攻的形势中，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汪精卫却想与反动老手的西山会议派，争着做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代表，多见其不自量力罢了——这两派剧烈的斗争（不但在广东，并且在湖北：程潜曾经一度以汪的旗号与西山派争），恰在工农革命势力整顿着自己的队伍向豪绅、资产阶级进攻的背景里，于是蒋介石便渔翁得利了。

　　工农进攻的猛烈：一直到爆发广州十二月暴动，豪绅与资产阶级觉得莫大的危险。他们觉得自己统治的根本危险，觉得这和叶、贺南征“有些小小的”不同！——他们更觉得汪精卫等以前的工农、联共、联俄“三大政策”的玩耍，正是罪大而恶极。汪精卫是在必去之列，同时，蒋介石却又有些“必要”。民族资产阶级的“较开通、较全国性的”卖国殃民政策，现在又有需要：豪绅、地主的内部冲突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领导权来“维持均势”。虽然汪精卫先意承旨地叫出“杀尽共产党”、“停止一切民众运动”与“对俄绝交”的新三大政策，但是，始终是蒋介石树起这面大旗而上台了。汪精卫等的“左派”到此便完全投降蒋介石，公推蒋介石为总司令，而汪精卫被逐（十二月中）。

　　蒋介石的重新登台，完成他的反革命事业，这是豪绅、资产阶级所共同需用的。所以虽然内部斗争——如湘、鄂战争及广东的剿灭张、黄战争——继续不断的进行着，虽然蒋介石一派“勇敢的”包办着南京政府，然而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开成了会，确定“一致”的反动政纲。这政纲便是：（一）平民不可起来执政，政权在保存在有“治权”的军阀、官僚手里；（二）一切宗法社会的旧习惯须得相当保存；（三）严厉镇压工农暴动，以维持工商业；（四）请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合作，和平修改条约。对帝国主义是公开的投降、忏悔，说近年来是“革命的发狂”，所以要根本取消民众运动，改为训练（鞭策）民众。但是，他们之间除一致压迫剥削工农外，不能再有什么一致。蒋系、桂系的互斗立刻继续着酝酿爆发。

　　自从广州暴动后，革命的高潮进入长期激战的形式，豪绅、资产阶级日益感觉一般的种种的“反革命任务”之困难，他们便一面敷衍涂砌的维持表面上的国民党统一，一面一致的实行最残酷的压迫工农政策。他们感觉自己的实际政权已经有许多地方受着农民暴动的打击，他们特别要保持工商业中心的权力。这些是豪绅与资产阶级一致的。但是，他们的不一致也开始在他们之间互争工商业中心。

　　国民党中央会议（二月间）一方面完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事业，“取消一切共产党的方法与理论”，而替一年来屠杀、压迫、混战、卖国的事业，找着“学理上的根据”，别方面就是蒋介石排斥广西派，拉拢冯玉祥的把戏。——所谓北伐实际上也是如此。蒋介石在南方和广西派争着武汉（要想派谭延闿去武汉当政治分会主席而抵抗白崇禧），争着广州（要想利用陈铭枢抵制李济深），收集钱大钧、方鼎英、张、黄旧部的缪培南等到江、浙与白崇禧争上海。广西派却亦在收编唐生智部队，解决叶开鑫，缓和两湖境内的湖南派军阀，在广东排斥许克祥的部队而拉拢陈铭枢。其结果（三月底），最近是钱大钧得了上海；李济深与陈铭枢暂时妥协而抓着广州；李宗仁与白崇禧、程潜等抓武汉。虽然各区的内部伏着许多军阀间的互相暗斗、冲突，但是，暂时还没有形成公开的战争。

　　因此，广西派、蒋介石派、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表面上还以国民党的形式，结合成一种军事同盟，与北方的军阀对立着，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之政治联盟，最终的变成豪绅资产阶级式的军阀之军事联盟。

　　北方军阀是代表买办阶级，最落后的大地主阶级。它是帝国主义的老走狗，它的内部虽然和以前一样，分出许多派别互争着，不但孙传芳、张宗昌与张作霖之间，就是张作霖一系的内部也分着新旧派而互斗。

　　国民党军阀之中，极大多数是代表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它的内部派别利益、地方利益，而分成许多的个别系统，如广西派、湖南派、冯玉祥派、阎锡山等等。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实际上自己只有很少的黄埔式的新军队，他需要拉拢许多杂色部队来做自己的势力。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力的薄弱，不但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政党和军队，不但不能独立的领导革命，并且不能独立的执行“反革命的任务”。不过，它在：（一）工农革命势力日益高涨而与豪绅、资产阶级长期的激战状态之中，（二）在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还没有能完全取得买办阶级的中央政府——卖国全权政府的地位之时，（三）杂乱纠纷的各省军阀大小混战的过程之中，它能够利用这些条件而实行领导反革命的尝试。它要利用许多表面文明、口头进步的大政方针，来表彰综合各地豪绅、地主阶级残酷无比的反对农民的政策，敷衍涂砌的维系这种对于工农之剥削的“中央秩序”、“统一的统治”，它要做这种反革命事业的中心和指导者，因为豪绅、地主阶级在危险万分的时机，需要这种“指导者”。它用北伐的名义，用孙中山主义的名义，来牵制统辖不肯就范的豪绅、军阀，去和买办阶级争夺卖国权。它能够利用许多豪绅、军阀的互斗，而实行操纵捭阖的策略，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便能稳定自己的统治。正因此而时起时止的内部混战和纠纷，要不断的生长，而日益削弱他的统治。

　　总之，武汉反动至广州暴动期间，当革命势力经过一期散乱状态而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以反攻的时候，中国的豪绅、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并未乘武汉反动完成反革命而团结一致的稳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恰恰相反，他们因此而内部冲突剧烈瓦解，开始普及各省的错综复杂的混战。广州暴动之后，工农、兵士群众的力量，使豪绅、资产阶级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在危险状态之中，无产阶级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断然团结全国各省普遍的农民骚动以至暴动割据的势力于自己的周围；这时候，再加上豪绅、地主式的军阀各派的混战，便形成反动统治的更加削弱而动摇，于是为救命起见，重新要“拥戴”民族资产阶级做反革命统治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再取得对于豪绅、地主的“领导权”。可是，这和去年四月间蒋介石的领导反革命大不相同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真正领导着豪绅、地主派的军力，而且征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反对无产阶级及农民。现在呢？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不得不听命于豪绅、地主阶级，“稳定而坚决的”实行反动卖国政策，以求稳定自己的统治，以求消灭工农革命势力及一切稍稍有些革命意义的现象，它便不能不使小资产阶级格外失望而不满，开始动摇而离开它。

　　【注】

　　[76]唐系，指唐生智系；谭系，指谭延闿系；张系，指张发奎系。

　　[77]张、黄，指张发奎、黄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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