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三节五大矛盾

第三节五大矛盾(1)

　　中国现状是在南北新旧军阀激烈的互斗混战之中，同时也在工农革命势力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长期激战之中，这种现象显然是武汉反动以来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总危机，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更加蔓延扩大起来。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根本上陷于极大的、极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所以客观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虽然受着历次的失败与挫折，然而它触发了这些矛盾的爆发，并不因为资产阶级的背叛而能停止——而能用某种妥协的方式部分的、暂时的解决这些矛盾，如是革命便有无间断的进展之前途。这些矛盾是：

　　第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当革命急剧的进展时，帝国主义的政策首先便是如何加速中国资产阶级的背叛，如何分裂革命而取得买办阶级以外之新的破坏镇压革命的力量。当时帝国主义者联合的向武汉进攻，如果革命内部裂痕尚未巨大至可以用强力扑灭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初），帝国主义不得不忍痛的在革命势

　　力之前让步（汉口的一三交涉案），那时，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力量显然开始背叛的时候，他们便用炮击南京，出兵上海，军舰屯驻武汉，以至日本大兵扼守山东等的武力政策来威胁。此时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化——直到第一届蒋介石政府之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而不成，都是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的功能。革命受资产阶级背叛而完全消灭其政治中心（武汉政府）之后，帝国主义便可更加开展它们的互争势力范围的政策。那时，每一个国民党军阀都向帝国主义争宠，都已经摆脱联俄的赤化嫌疑。于是英国帝国主义收买李济深，从豪绅、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之中找出代替以前买办阶级的新走狗，而与东方更落后、更商业化的资产阶级建立新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便添招蒋介石为新走狗，因为日本对华贸易，虽然也用买办，而大半都与英国不同，是直接经营的，所以它更可以利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时，英国帝国主义更想“稳定”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不稳定的统治”，造成“不稳定之稳定”，就是维持各地军阀的割据局面。因此，它对盐税、邮政以至关税，都先后以自己管辖全国而使各地军阀政府略得分润的政策来尝试，要如此来控制全中国。于是李济深一面欢迎港督取消反帝、反英口号，甚至要毁掉“血与泪”的沙基惨案纪念碑，并以应允粤、汉、广、九[78]接轨、停筑黄埔港等的条件，去向英国借一千万元的秘密借款，这些“传闻”盛极一时；一面唱着巩固后方要紧，广东不能参加北伐的论调。日本呢？它内部在一九二八年春正掀起了改选国会，弹劾田中内阁[79]的风潮，田中内阁的满蒙积极政策、山东出兵，都是更加进攻北方中国，维持张作霖的政策，然而民政党等的工业资产阶级，倾向于联络蒋介石。蒋介石下野之前，便叫戴季陶到日本去联络“开明的日本国民”下野之后他自己跑到日本去。最近，蒋介石更在《新生命》[80]杂志上说：“更希望日本全国人士明白中日两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重要，不惮从种种方面，同情我们的国民革命而早日促其进于完成”。——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理论，成为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派的大政方针。戴季陶在去年蒋介石到上海时，曾经致电日本前内阁（田中以前的内阁），劝日本政府“一面即日撤回日本之海军，勿替英国负了无益之责任，一面劝英国……。”可惜“日本前内阁倒了，继起的就是田中内阁，日本就出兵山东”，以下还叙着一大段田中的侵略史（戴季陶的《青年之路》）。最近日本改选风潮中，国民党机关报只在希望田中内阁倒台。所以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表面上还在若即若离之际。可是日本现在以要求蒋介石承认满蒙之日本已得权利为不反对北伐之条件。

　　李济深与蒋介石之争，显然是英、日之争的反映。李济深在广东向英国帝国主义卖国。蒋介石在南京便对于日本惨杀福州渔民、擅捕厦门的华籍韩人、日本轮船撞沉新大明轮、日本水兵杀死上海车夫等案，件件事妥协、让步屈伏，以求日本的帮助。英、日两国对华的冲突是很明显的，美国就可以“超然的”取得自己的权利。

　　最近，关税问题上，日本反对英国易纨士[81]的政策（增关税至一二·五，即使地方政府分得关余的政策），因为日本有许多无担保的债款，要求关税增收做担保，同时，日本输入中国的大都是轻工业的制造品，非要求互惠关税不可——就是非反对增加关税不可。美国却在暗送秋波给南京政府，它首先与南京政府解决宁案（炮击南京案），要蒋介石以屈服于承认开炮为不得已的条件之下去换取它口头上的应允增加关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实惠”，蒋介石所要得的“实惠”，也只是承认南京政府。英、日帝国主义的政策，就在这一“形式问题”，也不能一致；他们内部引起许多矛盾冲突。其结果便是无论哪一帝国主义都不能帮助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稳定，也不能稳定自己的对华统治。他们只能开始在各省各自找着自己的走狗而互斗：例如北京的张作霖，满洲的奉系旧派军阀，广州的李济深，上海则用“帝国立宪主义”结合资产阶级，运用巧妙的手腕来利用蒋、桂及地方资产阶级间的冲突，而自取其利（最近华董问题解决，英工部局准许三华董加入等等）。

　　第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中国国民党先后背叛国民革命之后，他们要“铲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这是说，中国革命无须变更土地制度，只要修改不平等条约，发展经济实业的建设，三民主义于是可以成功，而中国不但国富而兵强，并且阶级都消灭而全体国民到天堂上去了！但是事实上，因为土地革命受着残酷的镇压，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丝毫不能成功。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并未得着什么“修改”。关税自主不能实行，盐税、邮政、租界以及金融、经济、交通的最高权，更被帝国主义所独占。国民党完完全全背叛国民革命，并未能以妥协手段解决任何国民革命——资产阶级的民族、民权革命之任务。自然现在说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第一重要意义，就是国际资产阶级与中国极大多数工农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更加剧烈的冲突起来了，因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倒过帝国主义方面去；然而这一矛盾仍旧同时含着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但关税问题等表面上很明显的中外资产阶级相互之间仍旧保存着矛盾而不能解决，而且混战之中帝国主义者可以利用治外法权而继续经营工商业，中国资产阶级便不能，于是更加加多帝国主义独占经济最高权的力量。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是要求消灭买办阶级的北京政府而取而代之，以求北伐战争之终结而以妥协手段与帝国主义磋商民族改良主义之实行。这在资产阶级观点上是如此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国际资产阶级的冲突是一种事实。帝国主义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也不能容许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让步的。当武汉是革命政府的时候，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使武汉“南京化”。直接下去，便是要使南京“北京化”。帝国主义赞助南京政府去消灭武汉，赞助资产阶级去消灭可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府，但是它还要进一步赞助买办阶级，去消灭资产阶级的政府。可是这所谓“消灭”，可以是战争的消灭，也可以是政治的消灭。武汉崩溃之后，英国帝国主义者立刻赞助西山会议派及广西派消灭蒋介石的较资产阶级化的政府。然而革命没有死灭，工农势力爆发而成广州暴动。蒋介石重新登台，南京政府的性质，始终是带着些资产阶级的性质，与北京买办阶级政府相对峙。南京政府与北京政府的对抗，仍然带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实在来说，就是一边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一面是资产阶级，双方争着剥削工农所得之利润，资产阶级总还想多要些。如果西山会议派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政府，不因为革命潮流高涨而倒台，帝国主义的高唱南北和议，亦许想完全和辛亥革命后一样，可以使中国仍旧回到买办阶级式的军阀统治。这是南京之北京化的一个方法。这就是豪绅、地主阶级的完全买办化。但是，历史不是如此简单！蒋介石上台之后，帝国主义还想做这种尝试，而至今没有成功。第二种方法就是北京打掉南京，或是南京打掉北京，双方都可以用收编敌方军阀的方法。可是北京打掉南京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了。买办阶级完全恢复旧势力的基础是没有了，南京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在地方市场上的力量增高了。南京打掉北京还有理论上的可能。于是帝国主义就要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如要求尊重不平等条约或某某特殊已得权利——使南京纯粹北京化。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为工农群众所绝对反对的对象之后，它是没有能力抗拒帝国主义。所以蒋介石的北伐或者是根本不能成功，或者是成功后等于不成功。北伐根本不成功，就是帝国主义的实际瓜分政策照现状的“稳定”下去——混战的稳定。北伐成功等于不成功，就是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经过北京政府的消灭而实现出来，——高谈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等的蒋介石抛弃最后的假面具（或者滚蛋），而形成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名义下的更多更杂的小军阀割据的局面，混战的阵势变更而混战仍旧要继续。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也根本不能让什么步。

　　【注】

　　[78]指粤汉铁路与广（州）九（龙）铁路。

　　[79]田中内阁，指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日本内阁。在田中义一任首相（1927—1929）期间，曾于1927年5月出兵中国山东，6月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侵华总政策。

　　[80]《新生命》，理论月刊，1928年1月创刊于上海，陶希圣主编。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替蒋介石集团的继续“北伐”制造舆论，甚至以“同情”社会主义，提倡“民众运动”来欺骗群众。

　　[81]易纨士（Authur Henry Francis Edwards），1903年来华。在中国海关历任帮办、副税务司和税务司等职。1927年继安格联（Francis ArthurAgleen）为署理总税务司，两年后被南京政府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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