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谁得着革命领导权？

第一节谁得着革命领导权？

　　第三章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

　　第一节谁得着革命领导权？

　　列宁说：“革命将群众斗争教会了无产阶级。革命证明了：只有它（革命）能够引导农民群众起来力争民权（Democracy）。革命将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团结得更加紧，将其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刷除出去。反革命更教训了小资产阶级民权派，使他们知道到自由派主义（Liberalism）中去寻找自己的领袖和同盟者之企图，都是枉然的，——自由派的怕群众斗争，比怕火还利害。我们，依据这些时局中的教训，可以勇敢的向民贼的地主政府说：你们这些斯托柳宾[73]老爷们，尽管继续着这样做去罢！你们所播的种，我们来收获！”（《列宁全集》卷八，《革命与反革命》）

　　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过程亦是如此的教会了无产阶级。革命自己创造它的领袖者和前途。中国革命历次所遭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走得太远了”，并不是因为“群众过于左倾了”，而是因为走得太不远，而是因为领导机关右倾了。蒋介石的反动是中国革命部分的失败，武汉的反动自然是革命的一次失败。但是，这些失败是否由于共产党过于“左倾”呢？当然不是的。老贼吴稚晖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初便警告着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被人看作赘疣竟然排出，乃一定是时世不到，急色儿要勉强猛进，欲速则不达，反添了进步的曲折”。是的，国民党在上海还没打下时，已在准备着杀人。然而他（吴稚晖）那时还辩白张继虽不会教授李宾章杀工人，他自己还“忿然作色”的说着：“大约李把工人当共产党杀了，想做投降的条件吗？”他的忿然作色，现在看来，并不是气愤军阀杀人，而是气愤着：“这些人是要等我们国民党来杀的，李宾章如何先抢着杀了”。国民党领袖的如何奸险、阴谋诡计多端、没有政治道德……都在吴稚晖这几句话里表现出，然而他们现在尽着嚷：列宁党是如何的阴谋党，是如何“只有策略，没有主义”。是的，国民党的反革命，是以共产党“超过时代”、“时世不到”、“急色儿欲速不达”的名义来屠杀工农群众与共产党的。然而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历次失败，中国共产党的被屠杀，正是因为落后了，不能适应时世的激进，拒绝领导革命的前进。

　　中国共产党过去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是在没有独立的政策去领导左派，去领导小资产阶级，甚至阻遏农民的猛进，甚至和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当初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指导作用，当初中国共产党在一般社会中巨大的影响，在蒋介石反动期间逐渐的丧失。上海暴动期间（一九二七年初）与省港罢工期间（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在沪、粤的影响是如何的大。甚至广东资本家（简琴石等），要请共产党领导他们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横征暴敛；甚至老贼吴稚晖只敢油腔滑调的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二暴徒好立新奇名目，也是时世所需要的”（引吴稚晖的话，都见一九二七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册》）。然而，四月的沪、粤反动后，上海工人及广东工农群众的斗争只是自发的艰苦的战斗，他们找不着自己的领导。广东海、陆丰、东江农民苦斗支持两个多月。然而中国共产党是在想着：或者武汉的东征或南伐能够救沪、粤的工农罢？没有号召工农自己的斗争，没有切实勇敢的指导。武汉之下的工农斗争和土地革命，更是遭着同样的命运。他们的领导机关甚至和小资产阶级领袖异口同声的说“幼稚”或“过火”。北方的工农自然也是只接到“静候北伐到来再动”的指示。一九二七年三月至七月的革命形势中，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也是一个很大动力——阻滞革命前进的动力。这是不能没有它自己的结果的。

　　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与革命群众日益离开，而革命群众失去领导。一时的散乱现象，在工农势力之中，便不能不成为革命暂时挫折的原因。

　　武汉反动之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便利用无产阶级政党的犹豫动摇，而取得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又自己抛弃对于农民的领导，甚至工人自己的队伍，也丧失领导。然而，是否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呢？可怜！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只是完成反革命事业。它的使命就尽于此了。无产阶级始终奋起斗争，改造自己的领导机关，开始坚决的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在散乱的队伍之中整顿自己的力量，重新取进攻的阵势，反抗豪绅、资产阶级的严重压迫，如此去征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是在武汉反动之后，从南昌暴动以及不断的工农斗争、乡村暴动，经过广州工农兵暴动直到现在的形势。

　　武汉反动之后，革命势力的进展有自己的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反攻之中整顿革命队伍的时期，第二时期是无产阶级开始领导革命农民进攻的时期，第三时期是革命与反革命进于长期激战的时期，而革命势力的进取虽然是极曲折极艰苦的胜败更迭的，然而却是自信的稳定的准确的。第一时期，可以说是从南昌暴动到叶、贺失败，第二时期是广州十二月暴动，第三时期是广州暴动之后。

　　第一时期的特点是：它继承着武汉时期的革命势力动摇犹豫与反革命势力显然进攻的形势，自己也还带着许多不自信的尝试的性质。当南昌暴动发动到叶、贺失败之间，工农已经见着新的领导旗帜，他们“试一试”反攻，但是他们在以前的苦经验之后，不能立刻充分的依赖这个新的领导旗帜。那时，湖北鄂南等亦暴动起来，湖南萍、醴、平、浏一带暴动起来，广东的海、陆丰、紫金一带又重新暴动起来，琼崖也是如此。这都在八、九月间；江西鄱阳、星子等处随后也有农民斗争的爆发，这一浪潮传播到十月中直隶的玉田暴动，以至山东的阳谷暴动，十一月初江苏的宜兴、无锡、江阴以至崇明的农民斗争和暴动，河南四方山等处也有农民的暴动。这些暴动大半是共产党直接指导，也有许多零星的、自发的。这一时期的革命旗帜，客观上还是国民党左倾旗帜：叶、贺举兵是直接继承武汉革命的国民党，起来反抗汪精卫等反动中央。那时反动的武汉，正是急呼抵制工农的反攻，假意在分共之后立刻颁布减租二五的命令；江、浙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在高谈“减租”和“业佃仲裁”。豪绅、资产阶级学着帝国主义的策略，想用口头应允的改良政策“安定”农村，使农民不信无产阶级的领导。但是，农民的大多数既然不信豪绅、资产阶级的口头应允，同时也还不大信那些少数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租抗税的暴动方法；他们是在动摇畏缩，不信任曾经背叛他们的领导现在能够成事，不信任革命的胜利。例如湖南农民在实行减租的时候，将所减“二五”之数另外存在仓库中，以备更反动的形势到来，还是不得不交出去。甚至于广东海陆丰农民，在十一月间开始暴动的口号，就是“烧毁田契破坏田界”；这是说：以备反动势力重来，使他们难于恢复旧的剥削工具。然而无产阶级是勇敢的领导革命的前途，在反攻的斗争过程中改造自己的领导机关，虽然是慢慢的、迟缓的学着更正确的斗争方法，但是，它是稳定的往前进。同时，豪绅、资产阶级口头上应允的改良政策根本上不能实现。农民暴动的爆发在这时期渐渐的扩大普遍，——叶、贺的失败，只是国民党左派旗帜的最终取消，只是使阶级斗争与分化更加激剧，一切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邓演达之类）的骑墙与无力的最终暴露，而不是革命之决定胜负的失败，——农民始终是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来。

　　五卅的反帝高潮使西山会议派之类的“革命党”认为中国革命“超过时代”；一三运动至上海暴动使蒋介石、戴季陶最终认着这个“真理”；两湖工农群众的民权独裁与土地革命使汪精卫等认得这一“真理”；叶、贺失败至广州暴动使邓演达、谭平山也认得了！

　　第二时期便紧接这种反攻形势而进于进攻的时期。无产阶级政党仅仅有好的土地党纲，仅仅实际派遣党员去农村指导暴动，都还不够。无产阶级自己发动斗争，以行动去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之广州暴动，才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叶、贺失败至广州暴动期间，农民暴动的性质，明显的进于自信的进攻的形势。中国革命是在进于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十月至十二月期间，城市无产阶级走出夏天散乱的幻想（加入工统会）的状态之后，开始新的斗争，渐渐的进于独立的阶级的阵地。这种过程也和农民一样，依地域及其特殊环境与习性而有不同。北方天津等处及铁路工人，刚在经过无产阶级政党初步改组的时期，已经是在沉寂大半年之后开始零星的经济斗争。上海工人群众之中，方才开始从反对工统会而进于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同时，罢工斗争及劳资纠纷继续不断的发生，国民党都不得不屡屡讨论什么劳动法、工会条例及劳资仲裁制度等问题。上海工人之中，显然有从个人暗杀政策，进于群众的恐怖政策之进程。这虽然还不是武装暴动的群众要求，但是确是武装方式的斗争之要求的表现。部分的勇敢的工人之倾向盲动主义，在一般广大群众还没有认识夺取政权之决心的时候，固然有引导到过早暴动的危险；然而工人斗争的急迫和新的阶级觉悟的生长，是无疑的。武汉工人在这时候更加有群众斗争的发动（如武昌纱厂工人），而且在武汉经济十分恐慌、失业众多的环境之中，斗争更形剧烈，在国民党联合战线时期之后，阶级意识的生长更加明显。部分勇敢的工人之武装斗争的要求也更加利害。长沙等处较小的城市，工人之中也在酝酿着武装斗争的情绪。尤其是广州的工人直接于叶、贺潮汕失败之后，十月十四日广州工人和海员，就因为反对工贼开除工人而进于政治的示威，他们叫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方是革命的旗帜”之呼声。广州的罢工斗争极厉害的发动起来，波及各种重要的职业工人；甚至在反动派影响之下的机器工人，也自动的违反他们领袖的意旨而提出没收机器厂改为工人合作社的要求。一般工人群众日益坚决的认识自己起来夺取政权之必要。那时，农民斗争的发动，更加开展起来。江、浙的农民都继续抗租、游击的斗争。江西泰和、万安、宁冈等处的农民，湖北的黄安等处，湖南的醴陵、茶陵和湘南……则更进而割据乡村。尤其是广东，琼崖已经有五县在农民之手，海陆丰农民在十一月初占领县城，其他各县不断的有农民暴动自发的起来。总之，这时候农民自发的各种斗争，以及游击的武装斗争，大致都有进于所谓“农民割据”的趋势。再则，叶、贺残部与农民混合，在海陆丰，在湘粤边境（朱德部[74]）；武汉时期湘南的工人自卫队（安源）及农民自卫队（毛泽东[75]）在秋收暴动失败之后，蔓延于湘赣边境；如醴陵，则在农民暴动之中创造出自己的武装。广州工人，则与海陆丰等处一样，不但有暴动之中自己创造出来的武装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而且有国民党时期之遗产的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张发奎部的教导团等）。这种形势之中，很明显的：不论是工人、农民阶级斗争的激剧程度，不论是军队中革命影响，越是在国民党时期联合战线运用得较广泛、较正确的地方，便越有力量。于是中国第一次的“赤色暴动”——工农、兵士群众的暴动，便爆发于广州——国民党的发祥地。革命势力由进攻而进于胜利，由海陆丰等处外县的割据，而进于夺得省城。无产阶级的广州暴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广州暴动，建立起中国第一次的苏维埃政府。工人群众极热烈的参加，甚至事后许多在国民党影响之下的工人（甘乃光派的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都抱怨“共产党为什么不早些通知他们暴动的日期”，甚至机器工会之下的工人，事后都说“共产党要的是工农政府，并不是党政府，——像如今抑制我们要求的国民党政府，——我们何必反对苏维埃。”广州暴动中工人群众的英勇斗争，失败时斗争到最后一滴血，真正是亚洲工人阶级第一次空前的斗争。他们证明：只有工人自己能争得解放，并且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政府能够给农民以土地，能够给一般贫民、兵士以生活。广州暴动是失败了；虽然受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联合反动的武装势力所摧残，虽然发动全省以至广州的群众尚未充分，虽然无产阶级领导一般贫民及兵士的力量还不够，虽然因此种种而失败了。但是，无产阶级用自己真实的行动与事实给全国农民尤其是广东农民看：土地革命要如此方能得到胜利，贫民、兵士群众要如此奋斗方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广州暴动，使无产阶级得到自己对于农民及兵士的领导。一般民众在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反动之下，到此才看见自己唯一的出路。

　　第三时期，便是广州暴动之后的长期激战的时期。广州暴动的时候，长沙有四郊农民的斗争以至爆发而未成的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其他各种的工农也在艰苦的斗争之中。无产阶级开始领导农民的暴动，对于豪绅、资产阶级已经进于危险的时期。豪绅、资产阶级一面自己的内部冲突正在继续发展，一面受着工农势力的打击，他们以至世界帝国主义者，都惊慌到万分。他们发狂似的反攻革命势力。

　　自然，首先受着打击的是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则豪绅、资产阶级要维持他们仅有的真正权力于城市之中，二则无产阶级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万分的恶战，又受着广州反动派空前的大屠杀（反动派自称三天之内杀戮广州工人至五千七百余人）；上海与武汉都有资本的加紧进攻，取消“共产时代”的劳资条件等等，南京政府与苏联绝交。然而，广州的工人，经过如此之大的摧残之后，不久又开始零碎的经济罢工；上海阴历年底店员和工人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也在极严重的压迫之下进行；武汉和长沙受着巨大的白色恐怖，还是奋起斗争（如武汉各纱厂）。广州暴动的影响，对于全国无产阶级亦非常伟大，离广州遥远的北方工人都说：“这样才干得痛快”；上海工人说：“只恐怕我们的力量不够”。中国革命到此便不但进于“苏维埃阶段”，并且是已经进到了“苏维埃的阶段”。苏维埃的红旗成了全国工农、兵士群众反抗的旗号。斗争的发展更加深入和扩大了。北方在天津、郑州等处工人阶级的斗争更进一步的调动群众（铁路、纱厂等的经济斗争渐渐发动）之中，红枪会、天门会等原始的农民暴动不但日益蔓延，并且渐渐开始分化，开始有进一步的阶级意识。如河南红枪会分化出光蛋会，赞助共产党的农民暴动。四川的“神兵”分化为赤化派、非赤化派。如直隶某县（清远？）农民成千成万的到县城示威，反抗捐税等等，差不多各省都有。甚至奉天通化的大刀会举事攻下县城，也打起红旗。山东在去年还有天门会领导的农民斗争特别声明“不抗正税”等的现象，而现在，开始分化了，——群众反对不彻底的领袖了。江苏淮安、松江、青浦、黄浦等处继续着发生无数的农民骚动；江阴、无锡一带更是逐渐深入，有些乡村到最近形成割据局面。当时尤其进一步发展的，如江西万安成立苏维埃，湖北黄安成立“农民政府”，——其余汉川、沔阳一带游击战争盛行起来。湖南南境，到所谓西征军人湘唐系军阀倒台的时候，有湘南二十几县在农民暴动势力之下，尤其是醴陵以下，湘赣边境。广东则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了四个月，渐渐往外发展，琼崖的农民势力也在发展起来，北江方面仁化、乐昌，有新的农民暴动起来，也成立苏维埃政府，南路农民也在暴动。这期的斗争，表现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互争城市的斗争之趋势：例如海陆丰的外县苏维埃，从反革命势力压制广州暴动之后，更加觉着农民暴动的发展，如果不能进而取得经济生活中心的大城市，那就不但不能完成革命的胜利，并且不能保障已得的革命战利品——土地。同样，反动势力在许多乡村之中被打击，而不能巩固其统治，那就仅仅保持的城市中的政权始终也要不能保持。所以反动势力急剧的发狂在城市之中施行白色恐怖，进而想“清乡”。广东、两湖、江西，都在如此状况之中：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十分的不稳定，他们困兽之斗的要肃清“共匪”，他们自己觉得坐不稳了。固然，在这期间，海陆丰的县城被军阀取去，江西万安也失守，北江的苏维埃被敌人摧残，更早些，湖北黄安的“农民政府”失败。然而豪绅、资产阶级并不能消灭革命势力。农民暴动此起彼落的仍在发展。豪绅都说：“现在世界真正翻了，乡下一个好人也难找了，一个‘靠的住’的人也没有了，甚至六十岁的老农也挥着大刀杀人了。”这种现象尤其是在广东、湖南、湖北。——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广告说“共匪”如何残忍：“瞎眼的要杀，跛足要杀……”的造谣，一般人都觉得惊天动地的大变不知何时便要临到。城市工人之中，在极残酷的恐怖摧残之下，正在坚决的艰苦的团聚组织自己的力量。广州暴动不但如此的领导起农民斗争，而且领导兵士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广州暴动的有兵士参加，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新政策之发现，它虽则昙花一现，然而影响到全国兵士群众。不但广州有许多暴动工人加入军队，不但广东许多地方的武装斗争中，兵士甚至民团团丁开始与农民“联欢”，投降到工农方面来。正在崩溃中的湖南军队里，兵士大批的逃跑，或者跑到农民方面来。就是江西也有这种现象发见。其他普通的兵乱和军队崩溃的现象，在军阀继续混战的过程中，更是不断的发生。这种影响正要扩大起来。北方的豪绅、地主也觉得军队靠不住，自己天天造堡垒防备着农民。武装斗争是中国目前的严重问题——一切阶级的严重问题。国民党的反动与卖国又正在一天天的“完成”。一般的经济、财政的破产与全国的横征暴敛，使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日益表示不满于现状。革命在广州暴动之后，虽然在非常艰苦的、胜负更迭的长期激战状态之中，但是它无疑的是在高涨的形势之中。

　　【注】

　　[73]斯托柳宾，今译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俄国首相（1906—1911）。担任首相期间，封闭工会和工人报刊，广设军事法庭，恢复死刑，屠杀数以千计的革命者，被称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11年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

　　[74]指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另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退出广东，经江西转入湘南，与当地农民自卫军结合，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75]指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平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崇阳和通城等地的农民武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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