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四节广州十二月暴动(2)

第四节广州十二月暴动(2)

　　大致而论，党的改造工作，已经推动了，而全党的成绩还没有多少。布尔塞维克主义正是难产呵。

　　总的来说，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异常之艰巨的。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都是党的魔障。旧的去了，新的又会发生。从这一极端可以走到那一极端。现在还存在的种种不好的倾向，应当指出来。

　　从前的机会主义是忽视农民，现在又有忽视工人运动的倾向。从前可以专注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后来又可以有民族斗争现在已经与工农无关的倾向。从前专注重于妥协联络的取巧主义，现在可以极迟疑的不肯去运用工人中的统一战线，对于一切派别的，甚至普通党外群众，都不肯去接近的宗派主义的倾向。从前初讲暴动，有国民党式的军力主义及投机主义（联络土匪等），现在可以有定须徒手群众做起才算发动群众的徒手主义，或是连自发的原始农民暴动也不去联合，要求取得领导的独干主义。从前是不领导群众，现在可以专受群众领导——跟着群众尾巴跑。从前是极端的中央集权，现在可以是极端的民权主义。可是这并不是说前者完全消灭，而只有后者形成有系统的倾向。并不如此。而是后来的发展出来，旧有的还有许多存着，机会主义本是有两个轮子呵。不过上述这些倾向事实上还没有什么大的表现，和革命低落说一样，只是在萌芽状态，或者已在消灭过程之中。

　　但是有几种倾向是很重要的问题。一、从前是说忽视土地，现在，已经说到没收一切土地了，甚至分配土地给贫民了；那么亦许从前是民权革命，现在已经社会革命了。平均地权的平等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吗？——许多同志这样自己问自己。看着农民的土地革命本身是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明白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者”最会“左倾”而忽视自耕农抗捐抗税的民权斗争。二、当扩大会议时，就有人提议：农民可以分到土地了，工人只得八小时工作制是不够的，不能引起他们暴动的热心的，最好说：汽车夫没收汽车，工人、店员没收工厂、商店，各人有所得才好。广东省第一次省委扩大会时，亦有许多人提议：没收一切资本家的钱财。这样想法，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出发点是：农民得田地可以成小资产阶级，工人也应当分得些钱财，成为小有产者。这亦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三、各处的农民运动杀戮豪绅之外，“必须”加以烧屋的工作，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农民暴动的指导者，要烧去整个儿的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都烧屋；湖南某地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只取出暴动农军所需要的东西（如油印机等），主张杀尽一切人，除出跟着来革命的（江苏省委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口号，号召……起来参加，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杀。这算是发动群众。关于这点，中央对于海陆丰等处及各地都曾指正过（海陆丰限定每村必须杀若干人，——是人就够了，更不问反动与否）。这种倾向，和农民初起暴动时，捉着豪绅杀不下手，是同样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杀人放火的倾向，何等的有“破坏精神”，真是巴枯宁[72]式的精神呵！甚至广州工人也在省委会议时说：“为什么暴动失败时，我们没有决定将广州烧尽它，使李济深得个空城。”这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是农民领导无产阶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的仁君主义，现在又可以是农民原始暴动的烧杀主义。四、从前各地工农运动，往往只有党员个人领袖的英雄主义，没有党团的作用。现在“党权运动”高涨，变成了党的政权，而不是苏维埃政权。海陆丰尚且是如此。暴动胜利之后，仍旧不是群众政权。党部完全代替苏维埃，没有无党群众的广大参加政权。这是新国民党的遗产呵。农民群众的尾巴主义之下，甚至可以产生共产党的“军权主义”：——例如醴陵农军的军官竟会作威作福，“有枪把子在手，便有政权”了。如此一切，都是新的危险倾向：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靠党不要群众的白朗吉主义。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之中，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经过好几年的机会主义的侵蚀。如今，它经过最可耻的失败之后，在坚苦的斗争之中产生自己布尔塞维克主义。它还只是开步走，还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不断的斗争，为长期的斗争。它在国际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始终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队伍。党的前途，党的改造已经放出光明之路。它必定能战胜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潮流，而领导革命到最终的胜利。

　　党以前的机会主义的结果：是四月十五日之后，各地群众在艰苦斗争之中对党失望而离开。尤其是湘、鄂、赣的民众运动经过一时的溃散状态，小资产阶级之中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完全消失。如今，自从党改正路线而独立的勇猛斗争之后，党在群众工农之中威信一天天的扩大。但是在组织上、方法上旧的机会主义还是存在着。最主要的就是：一切工会运动等等从前只有机关，从党部机关派人去当工会委员长等等办法，党也是自上而下的建筑。于是工人群众依赖党，看着党是工人阶级之外的英雄好汉，可以救他们的，可以用不着他们自己斗争的。这尤其在上海的积习最深。上海工人，自从蒋介石反动之后，希望党，而党再也没有政治力量可援引了，再也不能在群众斗争之外来帮助工人了。于是工人又只想望党派“红色恐怖队”替他们打工贼走狗。这种情形，很久的障碍着群众工会的形成，因为工人对工会的关系也是如此的，上总也不是工人自己的。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党和工会必须是有切实的群众基础。其他反帝运动、兵士运动等也都要找新的方法。这种工作已经开始在各地做起来。改造党的任务是必须要执行，不但是思想上、政策上布尔塞维克化，在组织上，与法上也要如此。

　　中国共产党的过去是如此的艰苦困难，收拾着小资产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和群众的工人运动而造成。它的机会主义，是集体的无意之中的。八七会议到如今，反机会主义斗争没有遇见任何一次公开的理论的有系统的反抗，便是明证。今后的反机会主义斗争，更加有光明的道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将要更加伟大了。

　　【注】

　　[72]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1868年在瑞士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宣扬无政府主义。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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