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四节广州十二月暴动

第四节广州十二月暴动(1)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经过两次无产阶级的奋勇的暴动：一是四月的上海暴动，一是十二月的广州暴动。上海暴动适在国民党时期，而且在党内机会主义将近崩溃的时期；它一方面暴露出旧的机会主义的祸根，别方面产出反机会主义斗争的萌芽。十二月的广州暴动，却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它正在反机会主义斗争已经有了稳定的阵脚的时候。广州暴动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精神的直接表现。它已经是脱离机会主义的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之伟大的斗争。

　　中央在扩大会议之后几天便与广东书记张太雷同志讨论这一问题，决定广东总暴动的计划（十一月十七日）。果然，广东的张、黄政变之后，广东的政治情形是一天天的接近暴动，广州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达到最高度。而广州暴动便在十二月十一日爆发了。关于广州暴动，中央有一议决案指出党的一般任务。

　　从广州暴动失败起，可以算是党在八七会议之后进到了第三期。这一期的特性在于：一方面，中国革命最终的过渡到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别方面，党开始实现改造的现象。对于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党发表宣言宣布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公敌，并要决定领导革命的计划，所以中央决议各省工作方针。——广州暴动决议案更明显的确定党的任务，关于农民苏维埃的更有新决定，农民暴动之中就组织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为暴动指导机关；随后中央更陆续有对于苏维埃组织方法及土地问题的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规定，以指导各地。这是因为当时不但海陆丰，而且有江西的万安，广东的琼崖、北江南路，湖南的醴陵，湖北的黄安等处农民割据的形成。《各省工作方针的决议》，便是综观此全国的革命高涨之特殊形势：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之可能，而规定全党的工作方针。同时，广州暴动期间，正是盲动主义广泛的表现于许多省份的时候，即使不是盲动主义，也有一般的感觉着党内“左倾”空气很高的形势（如湖南长沙十二月十一日暴动，河南郑州CP的计划，江西CP之总暴动计划的传说，浙江奉化的“暴动”等等）；至今还可以接到这类的省委报告和暴动计划（如满洲）：“客观条件完全不成问题，只缺主观力量”；当时这省也“划分暴动区”，那省也“定暴动期”。这是党改造后的新气象，虽然是不正确的倾向。所以《各省工作方针决议》特别指出这一点，指出一方面要继续更严厉扫除机会主义的余毒，别方面也要更加了解广州暴动后党的严重使命：“治者阶级的一般的削弱与工农革命潮流的深入与普遍情形之下……要认真的建立党的群众基础，认真的去指导群众日常的斗争，发动、领导、汇合群众的斗争及其革命意识，更创造革命的高潮，造成群众力争政权的决心，而勇敢的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暴动之发动。”如果“只凭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是与群众脱离的游击式的杀人、放火，或不问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轻易号召立刻在大城市中暴动起来，轻易脱离群众而实行少数党员的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这种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亦是对于革命的罪恶。”

　　但是，广州暴动之后，一则反动派觉着自己的生死关头日益接近，他们在广州大施屠杀，在湖南、湖北的党部也遭着极大的破获，省委全体被捕两次以上，其他各省也到处破坏（后来，江苏省委也被破获一部分），党的工作受着影响；二则改造过程中旧的工作方法束缚着党，有些党部（如上海）日益与群众的需要不能适应，于是发生“没有出路”的感觉，而倾向于革命低落的观念。灰心失望烦闷的状态，对于艰苦而猛烈的斗争中，受不起锻炼的人，是无足怪的。谭平山恰好在这时候登启事，说党的政策超过时代。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最后一个放下直接的革命斗争方法，——直到用完了一切可能，方才放下这些斗争方法，直到没有丝毫比较速成的希望的影子，直到号召准备群众罢工、暴动等的方法明明白白是失了基础，然后再肯放下这些方法。所以对于那些无数的革命叛徒，他们是在叫着：我们比你‘进步’些，我们比你早放弃革命些，——对于这些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加以白眼。”

　　中国革命在广州暴动后，革命高涨的形势是很明显的。中央所以决定工作方针，指出各区域的革命形势；尤其是广东及湘、鄂、赣、豫南两区，豪绅统治确在脆弱而动摇，应当肯定夺取省政权的目标。广东是要东北各路农民暴动进而夺取城市区域。湘、鄂、赣是要以湘南、湘东、醴陵三区农民暴动的联络为布置暴动的中心。这些计划是《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所规定的；并且再四说明城市工人中日常斗争的重要。这时候，一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福州、厦门新大明轮案等），不久也便稍稍昂起头来，连小资产阶级都日益表示不满于国民党的卖国统治。同时，仅仅能把守各省工商业中心大城市的反动势力，拼死命的作困兽之斗，——白色恐怖极残酷的施行，反共的雷厉风行不可一世。争城市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更是重要起来。革命潮势虽然少抑，胜败更迭的在海陆丰之失守、万安之失守表现出来，然而总的趋势始终是高涨的，是上升的。因此，中央有第三十六号通告的决定，尤其对于兵士运动，不厌重复的再指出一次。这是广州暴动后，更应特殊注意的任务。

　　广州暴动之后到现在，党内生活之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党的成绩。举重要的区域来说：上海经过很久很久的踌躇，徘徊旧与新的工作方法之间，直到最近方才开始有新的气象和改造的工作。湖北、湖南，恰好是扩大会议之后，就是中央决定实行改造党之后，连续遭着极严重的摧残（武汉在破获前党与工会已有相当成绩）。此外第一问题就是顺直问题。顺直和山东都已经过初步的改造。工人同志已经有许多实行党的指导。新的精神开始达到群众中去。以前因为机会主义而丧失的党的信仰，渐渐恢复起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同时也发生坏的倾向，顺直的改组会议，因为指导不当，虽然对顺直的党有极大的意义，可是发见许多不好的倾向：（一）对于农民斗争不指出武装斗争要从游击的群众斗争进于革命区域之创立，而进取城市，却想趁反动势力不敢入乡村之际，实行乡村中的借贷合作社等的建设政策——所谓“共产主义”；（二）对于北方自发的原始农民暴动，反抗捐税的一般的农民斗争（如天门会等），只能指出它们有被豪绅领导的危险，而想用土地问题去和它们对立，以阶级斗争与民权斗争相对抗，这算是争领导权；（三）党的组织上因为反对组织上的旧机会主义，又走到一个极端，说下级群众所不满的策略，就必定要修正，几几乎完全反对集中主义，而要实行联治主义，或者是跟着群众跑的尾巴主义。顺直改组的过程中，甚至有一党部要求党的代表大会（全省的）农民同志可以五十人选一代表，工人则须一百人方能选一代表。再则，顺直改组中揭发许多旧时机会主义的流毒，工人群众的不满等等，使党有纠正的可能，这是很好的。例如工人同志群众不满意于负责机关的浪费，被害同志救济的不周到，也是一例。然而同时也发见：同志仿佛认党是政府，向党要求保障并救济失业，否则便是“党叫我们罢工失了业你们又不管，下了狱你们又不管，这是党害了工人”。或者是：同志要求大家事事平等，何以负责人还比工人住得好、穿得好（湖北及其他党部也都发生这类问题）。这些倾向当然是非无产阶级的。或者：仿佛凡是群众自动的要求方是革命的，凡是上级机关命令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反民权主义”——是机会主义了。列宁曾经说：“那些武断派要想激起‘群众’对付‘领袖’，激起群众之种种恶意的虚荣的本能，要想如此来破坏工人运动内部的巩固和稳定，用着挑拨群众的方法，破坏他们对领导机关之信仰。……现在这种时期（一九〇二年的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危机，正是因为自发的觉悟的群众没有能力充足、经验富有的指导者，而那些大好老却像煞有介事的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不好啊！”第二是广东问题。广东省委在广州暴动之后，开了会议，更比顺直彻底、正确的开始改造省委及各县县委。这是党中改造最有成绩的地方。广州暴动之前，广东党部已经是全国之冠。这当然是比较的，自然还有很大的缺点。广州暴动之后，广东工人阶级经此失败，自然更进一步的要求指导机关的改良。这是非常之有意义的。但是，广东这次省委的会议，也有些重大的缺憾：（一）对于广州暴动的估量，完全不提及失败的客观原因，完全将失败责任归之于指导机关，甚至说白色恐怖下死的几千人，是省委间接害杀的，说广州暴动完全是军事投机，而抹煞了广州暴动的重大意义。这在客观上：就不是号召群众继续广州暴动的英勇斗争，向压迫工农的反动恐怖奋斗，却是替李济深辩护他的屠杀——仿佛完全是共产党指导不好，将工人去送死。中央的决议案是指明主观上发动群众的未充分，然而广州暴动的失败是有客观上的原因，亦非军事投机，亦不是军事投机的方法（至于中央议决案中也虽有些事实不尽符合，或者有规划而未做到的，亦即修改。失败退却时，指导机关办理不周，虽有计划的提议，而未能实行很有组织的退却）。（二）广东改造党的方针，最初几乎成了“凡有智识分子的党部机关，必是机会主义的，凡没有智识分子的党部机关，便必定不是机会主义的。”这当然不对的。广东省委不久便能遵照中央指导纠正这些缺点。顺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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