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三节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

第三节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

　　叶、贺失败之后，中央即召集临时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因为白色恐怖的关系，没有可能召集五次大会之中央全体会议（十一月九日）。扩大会议，综合八七会议以来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将上述许多问题加以确切的原则上的肯定；通过政治、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起草了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以便第六次大会的讨论决定；通过政治纪律案；明显的将机会主义的余毒指出来。扩大会议还有三项特别的新的决定：（一）“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成为暴动的主要口号，而且大城市中斗争剧烈时，即应组织工农兵等群众斗争的代表机关，就是组织苏维埃，以为暴动的指挥机关；（二）“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乡村之中也实行苏维埃的口号，取消对小地主的策略口号及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这在四省秋收暴动失败之后，直接衔接武汉时代之农民协会暴动经过转变而到新的阶段时，是当然的；（三）组织问题有更明显确切的改造党的方针，——八七会议后的经验，证明各地党部都缺乏与群众的联结（只有广东较好），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非民权集中制，工人干部的缺少及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充满党部机关，有坚决的大改造之必要。关于发动群众的策略，特别的指明。对于职工运动有特设的委员会讨论，而决定新的决议案，指明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大致都有忽视职工运动的倾向，严重的指出反对反动工会及取得群众的任务，要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引导工人到苏维埃暴动意义的认识，以及工会的武装准备等工作之重要。八七会议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在各地很少实行的成绩，而各地工会斗争遇着许多新的困难，所以扩大会特别指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任何机关委派工会”的口号，指出失业工人运动的进行方法及其重要。扩大会议对于一般的政治任务，则主要的指出：军阀混战；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稳定；叶、贺失败之后，中国革命不但不低落，而且正在高涨而进于新的阶段。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继续八七会议，而成为布尔塞维克的党之创造机关。

　　八七会议后之第二期，要说是从十月十日到广州十二月暴动。叶、贺失败是在十月初。这时候中国的混战开始：十月初南京政府宣言继续北伐；北方有晋奉战争；叶、贺失败，而张、黄[68]回粤，张、黄与李、黄[69]的广东战争，迫于眉睫。同时，唐生智占着安徽，南京方面正在开始反唐的西征战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就发布《告民众书》：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之口号；十月二十三日，那时宁、汉战争开始，中央又发表反军阀战争的宣言。对于广东，更是直接指示，当地工农斗争勃兴，海陆丰已暴动起来，琼崖亦是如此，省港罢工工人，海员工会，广州工代会的斗争都在发动，同时张、黄[70]之互斗显然是双方削弱，应当确定的准备暴动，夺取全省政权。这时，党的政策是发动群众反对混战的南北军阀，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依各地情形而确定其切近的程度），尽量领导自发的斗争以取得群众，尤其是自发的农民暴动，至少可以以游击的战术摇动军阀的统治与军队，号召兵士到工农革命方面来。扩大会议上肯定这一政策，而加以更明确的规定：（一）增加群众自发斗争的组织性，（二）联合散乱的农民暴动而成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保证工农革命势力——城市与乡村的联合。

　　中央的这个政策，只有广东的实行是切实的。其余几个“混战之中”，党部都做出些错误来。当反动派互斗和混战之中，工农应当乘机起来征取革命的阵地，同时，应当在他们的斗争之中更明显的指出苏维埃政权的目标，这是无疑义的。然而“征取革命的阵地”是怎样意义？可以是工人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发动，可以是农民抗税抗租的斗争，可以是工农与兵士群众联络（Fralcrasttion），可以是夺取反动派武装，扰乱双方军阀的后防（失败主义），可以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可以是乡村的农民割据，可以是一县以及几县的农民割据，可以是推翻当地军阀而争取省政权的总暴动。程度是有不同。总暴动的条件是必须大城市的中心能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而大城市中的暴动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方能发动。“暴动是玩不得的”。这些暴动条件特别在扩大会议上定出。再则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是和国民党合作；那时的革命，客观上是国民党军队与反动军队战争的事实，是有国民党名义可以运动敌方部队倒戈的事实，是有敌方互相冲突而利于革命进展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之中，过去我党运用这种特殊的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的策略，是机会主义化了，或国民党化了。中央在扩大会议之前，因此特别决定叶、贺军中革命委员会取消后，无论任何暴动，不要先立一个什么孙大元帅府似的机关，绝对不用此法去做那种勾结军官、土匪头儿的勾当，而要发动群众暴动。这问题似乎不成问题了。然而还可以发生一个问题：是否每次军阀混战必定可以举行“群众的”总暴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有许多同志是偏向于“是的”。这表面上是很左的，而事实上是变相的国民党式的答案。于是不管暴动的条件如何，不管党的主观力量如何，不管群众的情形是如何，想单靠“党人”的军事阴谋（Military Conspiracy）来暴动，要过早的暴动，玩弄暴动。成天的想分析军阀某派某派如何冲突，所谓“向导”的文章，要求所谓“政治消息”是第一等的问题。这是一种。要求“只要给枪械来”，用不着做什么日常斗争，“便已经实实在在的到来的到来了”。这又是一种。

　　因此，八七会议之后，除旧有的那些机会主义余毒还时时发见外，到了第二期，便又发生了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Putschism）。第一是上海暴动问题。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都相继暴动起来，当地指导者也犯着那些机会主义的倾向——“农军”的军力主义。同时却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以上海响应无锡的倾向在省委中发现出来，省委也认为：“暴动实实在在已经到来”。于是“发动”上海的群众暴动的特别方法就来了：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的威迫工人罢工，等到如此弄成总罢工，暴动就可起来而成功！第二是湖北问题。上海问题是在宁、汉战争之中，湖北问题也是在宁、汉战争之中。当然专看军阀内部冲突，希冀他们内溃，我们自己“趁火打劫”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不以群众为主体的，然而“向导式”的政治分析本领差了些，看着唐生智在那时还有几月寿命，也就不好。长江局当时在鄂，便做了这一错；它又觉得秋收暴动失败之后，唐生智不会就倒，于是下一句断语说：“但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的时期”。这当然又是一错。当然，当时湖北省委的政见和工作，时而立即暴动，下令总罢工而罢不成，时而绝非“总暴动时期”，甚至有人说革命潮流低落，更是错误。但是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在进行着，“机会主义”成为时髦名词。当时有人主张武汉即时立即暴动，“即使组织一两天苏维埃也是好的——就算暴动没有相当胜利的希望”。于是这种主张的党员（大半是CY湖北省委）便说长江局与湖北省委是机会主义的。湖北省委为“避机会主义之嫌”起见，便下总同盟罢工令，下动员令。实际上群众的情形是还不能暴动。唐生智下野时，武汉许多党员还在这“假暴动”之下露出临阵脱逃的也有，慌张失措的也有，这都是机会主义弱点的暴露。但是，并不因此而“暴动命令”就不是盲动主义的。至于奉晋战争中的北方局的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上面已经说过了。

　　总之，八七之后，党是生长到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上去。这个生长自然是非常痛苦的。它淘汰软弱的分子，锻炼坚强的分子。机会主义的白朗吉主义[71]，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也在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暴露出来，而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更坚强的集中力量来战胜一般的机会主义。

　　【注】

　　[68]张、黄，指张发奎、黄琪翔。

　　[69]李、黄，即李济深、黄绍竑。

　　[70]张、黄，指张发奎、黄绍竑。

　　[71]白朗吉主义，今译布朗基主义。参见本书《武装暴动的问题》之注释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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