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4)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4)

　　汉口会议之后，一三的汉口工人斗争来了，上海的总罢工问题来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36]来了，这些事实，更明显的证明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道路之正确。上海工人阶级几十万人的总罢工，一直发展到中国空前的群众暴动。当时湘、鄂、赣的群众运动是什么情形，只要看毛泽东著的《湖南农民革命》便可以知道。上海是什么情形，广东是什么情形，总之，工农的斗争势力已经接近到民权独裁的创造，小资产阶级是在左倾，——谁也不敢公开的反对“阶级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是在踌躇而动摇。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经由群众自动手的实行……但是，中央的政策是如彼！

　　蒋介石四月十二日的政变爆发了，中国革命遭着部分的失败，其时反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而形式上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为中心。团集一切豪绅、地主及右派的军事力量于江、浙、闽、粤各省，而在武汉有豪绅、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代表这些阶级的军队做助力。它的目的当然首先便是扑灭武汉的革命中心。武汉的革命势力，客观上是要以无产阶级做中心，团集极广大的虽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可是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群众势力之农民以及一般贫民、手工工人，于自己的周围。它在上海与广州有久经斗争的无产阶级之力量，在广东有斗争最大的农民群众，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弱点，一、就是有许多所谓“中等阶级”（Middle Class）之“同盟者”。这些是前一期的革命同盟者，但是到这新时期是必须要大大动摇起来，必然要畏缩、要恐慌。固然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还在生长，许多“革命军人”与蒋介石之间以及他们内部还有冲突，但是，同时他们已经有一致的反攻工农的阵势。这时革命之中的确发生巨大的困难。

　　这时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共产国际执委开第八次全体会议，再议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指明：（一）为战胜困难，必须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造成一种政权，打退内部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消灭封建制度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二）这就要在乡村实现“平民式”的土地革命，同时，须在政府之中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爆发扩大；（三）在城市中满足工人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等；（四）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成为实际上工农之革命组织的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机关；（五）共产党要独立的发动，对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权派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六）扩大国民党，以工农、兵士、手工业整个的组织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导机关要厉行选举，加以改造，严厉的制裁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之反革命阴谋（新的叛变是可能而且不可免的）；（七）共产党留在国民政府之内必须将所有的权力自上而下加强土地革命及工人运动，不如此去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是不可得的！要努力建立地方上的群众政权（苏维埃的口号还是太早）；（八）对帝国主义，如无条件的没收外国企业，还是不能，容许若干“纵横捭阖”（应付）的策略，但对故意怠工，破坏、紊乱经济的外国企业及中国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便要以没收等的严厉政策对待；（九）一面继续北伐，一面破坏南京政府的后防，就以群众的力量动摇沪、粤的反动统治，同时说明暴动玩不得的（“上海工人如果在蒋介石政变时没有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就发起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之武力扑灭”）；（十）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战线，“除以全力扩大农民革命外，尤宜同时保障小资产阶级之劳动财产不受侵犯，并助其反抗高利资本等等的斗争”，这就是共产国际当蒋介石叛变后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呢？同在此时，而且时间更早些（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五次大会开会），而且在中国的武汉，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是如何呢？这时在蒋介石叛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开第五次大会。第五次大会的积极意义，固然是在大会上议决关于中国革命根本的原则的问题：革命前途，领导权及土地革命的意义。固然这些原则问题到此时若再不解决是一步也不能前进的。可是事实上连这些原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接受罢了。对于蒋介石叛变后的新形势，并无明显的具体的决定。第一，对于原则问题，国际的代表鲁易正式向大会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再则他说关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上海谈判[37]及反对力争国民党的纯左派化的政见之错误与否，是不能讨论的。于是第五次大会除已形式上接受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以外，只落得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要在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而国际八次执委会议却说得很明白：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内有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更加高了。第二，当时蒋介石叛变了，鲁易同志的政治意见是：左派以至小资产阶级除跟着我们走是没有别的出路；并没有指出新的叛变之可能及共产党对待这些新的叛变之复杂、具体的任务。于是第五次大会的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的万岁”。这是在严重的斗争之前夜的清闲态度。这当然是说一般同志浮面的态度。第五次大会之时，其实各个同志心内都有“不安”的预觉，那表面的清闲态度，不过是“无办法”的自欺的安慰。

　　时势是日益严重起来，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的政策虽然在第五次大会有许多决议，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进行，是在第五次大会的背后进行。何况第五次大会决议的本身，只是蒋介石叛变之前的性质。将它们和国际第八次执委会议决议相比，是有许多不同的。

　　最高政策是谁在执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鲁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独秀[38]、和森[39]、维汉[40]、秋白[41]、国焘[42]、平山[43]、兆征[44]、立三[45]、恩来[46]……）。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它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它动摇于鲍、鲁之间，又因为它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一篇文章中说，他的分共是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是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国民党中央议决组织湘、鄂、赣各省特别委员会“以制裁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长沙政变至七月十五日的国民党分共会议，算是“和平分共”；第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退出政府，“对国民党厚诬丑诋”及叶、贺举兵，便实行严厉反共。不论汪精卫的“供词”如何的矫揉做作，说得“仁至义尽”，但是，这几句之中有一个真理：就是武汉一方下令讨蒋，一方便已下令“讨共”；讨蒋和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之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决议，差不多是同时同日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讨蒋，四月下旬即组织特委）。这时共产党正在开第五次大会的时候呵！第五次大会以前，显然已经是武汉小资产阶级见着上海暴动之无产阶级力量“不足恃”，而沪、宁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势力之可畏可羡，就将一切反动派毒骂工农之“过火”宣传差不多完全接受。资产阶级欲使无产阶级（共产党）孤立之政策，已经得到一半的成效。这时共产党的政策是如何？第五次大会不但没有答复，并且没有提及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是在第五次大会的背后讨论着。

　　国际第八次执委会说：蒋介石叛变是革命的部分失败，毋庸讳言，我们的任务是“向着群众”：革命战线中失掉一资产阶级，但是，得着更高的发展阶段，得着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要在工农群众中去找力量，预防种种政客及将军之新的叛变，应当如此去巩固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联盟，而领导革命前进，战胜那些新发生的困难和反革命的势力。

　　【注】

　　[36]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即1927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通过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以及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权力集中于党，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权力等决议，并免去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37]指陈独秀、张国焘等1925年12月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与已被逐出广东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人物戴季陶、孙科等举行的谈判。谈判中，陈独秀等请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回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38]独秀，即陈独秀（1879—1942）。原名仲甫，安徽怀宁人。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后又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因犯右倾错误，1927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国际指示成立五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实际上被免职。

　　[39]和森，即蔡和林，湖南湘乡人。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1月回国，加入中共。在中共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负责《向导》周报。1925年10月赴莫斯科。1927年春回国，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和代理中央秘书长。八七会议后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1年赴香港指导南方局工作，被捕牺牲。

　　[40]维汉，即李维汉，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组织旅法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回国后在湖南工作，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湖南省委员会）书记。中共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41]秋白，即瞿秋白。

　　[42]国焘，即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共二大中央委员、四大中央局委员、五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并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43]平山，即谭平山，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委员。

　　[44]兆征，即苏兆征，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5]立三，即李立三，湖南醴陵人。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11月被法国政府迫害回国，不久加入中共。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6年9月任全国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1927年5月中央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46]恩来，即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0年至1924年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共。1924年秋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同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927年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任五人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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