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5)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5)

　　中国共产党方面呢？对这问题的答复，一开始便不一致，因为连问题何在也不知道。至今还有人事后来说：当时的中心问题是军事问题，如果我们自己调动兵力打个胜仗，“结果也许所谓左派由动摇而稳定，由离心而同心……也许中断其反革命的倾向。”（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总之，当时对于蒋介石叛变后武汉之新形势问题，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的意见有：

　　（甲）鲍罗廷的——（一）对帝国主义用应付政策，（二）对“小资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让步，（三）对地主、豪绅也让步，（四）驱使“将军”去北伐——联冯以倒蒋[47]；以此种政策领导左派领袖反对武汉、南京之右派反动势力。

　　（乙）鲁易的——（一）对帝国主义亦用应付政策，（二）对“中等阶级”（所谓工商业者）相当的让步，（三）对于地主、豪绅阶级不让步，仅对小地主、革命军人让些步，（四）对“将军”则主张改组其军队，故不可北伐；以此种政策领导左派去进攻，“深入革命”。

　　（丙）中央的——（一）对帝国主义赞成用应付政策，（二）对“小资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完完全全让步，（三）对地主、豪绅也完全让步，认为土地革命尚须经相当宣传时期，不能立刻实现，对“革命军人”则联甲倒乙，——结果还是北伐最好；最好是让左派去领导，自己让开些，使革命不至于“超过时代”。

　　本来，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可以说是以《越飞与孙中山的宣言》[48]始，以《汪陈宣言》[49]终。总意是中国革命不可有无产阶级独裁，即必须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政权。上海无产阶级英勇的三月暴动时，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政策是必须保障资产阶级派参加市民会议政府，而且要宣言“决无无产阶级专政”，以安人心。那么，武汉如今到了一般社会认为因共产党之参加国民政府而有无产阶级独裁的倾向，自然最好避开这种嫌疑，而使左派“容易”应付反动派。

　　当然，这三种倾向只是大概来说，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倾向，也无什么作用，对各人自己都无作用，不能说对群众及“大政方针”了。上述三种倾向之中，鲁易的显然还不是机会主义的，鲁易的政策有一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但是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他的“深入论”是与国际议案的“同时北伐说”不同的；他客观上是回忆着孙中山时代的广东政府，可以扶持汪精卫（孙中山）以改组将军们的军队（至黄埔军官学校初办的时期）；他的对“中等阶级解释”之策略，是根源于不明了当时的阶级关系，的确不免要“附带的”侵犯到这些中等阶级方能深入革命了；他不明了：不仅要发动工农群众，而且要发动兵士群众，方能“改组”军队了。鲁易对于汪精卫的幻想，也就基于此点。最后，他还将国际电令[50]（说：（一）土地革命可不要国民政府下令，而先努力领导自发的没收土地运动，（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三）改造国民党中央，（四）武装工农及同志共七万人，（五）严厉惩办反革命派，使国民党左派自己来做裁判官），送给汪精卫去看。他是想“开诚布公不外交的”与左派领导联合战线，而不是像国际所指示的要求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大会之与群众联合战线，不是实行各县以至各省民众团体政权（如农协政权等）之群众联合战线。“领袖联合”并非原则上绝不可以，然而是当时的具体客观形势已经要求“向着群众”了！鲁易的政策，实际上是并未实行，可以不必多说他。

　　事实上，鲍罗廷与中央两种倾向混合进行，便形成总的革命势力溃败的形势。当时事实上的政策是：（一）为战胜蒋介石叛变后的困难，必须让步；（二）土地革命停止进行——甚至自己承认农运“幼稚”、“过火”，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民国日报》[51]作文批评农运，农政部出布告，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的过火，赞成解散黄冈农民协会……；（三）工人、店员运动则制止过火，禁止汉阳工人没收工厂之行动，第四次劳动大会只以“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口号为中心口号……；（四）决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须听国民党命令，不得有独立主张，须服从国民党之指导……赞成解散“过左倾”的（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下级党部（如黄冈县党部）；（五）共产党员退出省政府（湖北），主张各地地方政权须尊重国民政府之最高权；（六）讨论到是否共产党应退出国民党，其实在此之前，已经赞成国民党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查办，已经绝对与发动群众以改造国民党指导机关的意思相反，所以，退出国民党便成后来自然的结论；（七）应当自动退出国民政府，使左派容易对付些，谭部长[52]请病假，要限制工、农会及其纠察队、童子团等之行使政权；（八）对帝国主义则在武汉应用应付政策，在沪、粤应挑起民族斗争以掩护阶级斗争；（九）北伐或东征以移转武人之视线，使不专注意于阶级斗争之剧烈——对蒋介石则希望东征或南伐去推翻他，至于广东铁路工人与各县如海陆丰农民的暴动，则绝无丝毫指导，反而对上海决定工人加入工统会[53]；（十）对小资产阶级，则事事听从之，像他们听资产阶级一样，以“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这和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决议，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当时，中央反对国际的电令，是当然的事，因为全个方针是相左的。——再要否认说没有孟塞维克主义是不可能的。彭述之[54]在这时候著了一部书，名为《中国革命之根本问题》。他说：根本问题在现时是：“巩固并发展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为此，必须有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在共同利益中，应该顾到各个阶级的本身利益，另一方面，工农、小资产阶级应有一种互相让步和了解的精神。特别是店员……一方须尽可能的改善“帮手”和店员的生活条件，同时，亦须顾到手工业主和店东之营业的存在以及发展条件。第二，在整个阶级的联合战线当中，应该承认革命的先锋势力，承认最有经验……之领袖阶级（无产阶级）。第三，与世界的革命势力发生密切关系，诚意接受其帮助。”这可借来做当时事实上的政策之总论。

　　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时局大致有几期迅雷闪电似的急转：第一是四月中旬至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四日，第三是七月四日到七月十三日。第一期，是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工商联席会议与北伐问题，占领了中央政治局的注意；第二期，是马变[55]问题（及鄂、赣反动势力高涨）；第三期，是退出国民政府问题。第一时期中，北伐问题是依照“国民党指导”而决定。土地问题在我们本来是“一无定见”。然而没收土地已经由农民自发的实行了，农民政权更是现实的问题。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同被事实所迫，不得不解答这一问题。当左派虽然看见了共产党内的不一致（土地委员会[56]里CP党团之中就有四种不同的主张），但是，还没有把握认清共产党是必然退让的时候，他们仍旧不敢完全的取消这一问题，汪精卫都被逼而承认“没收肥田五十亩、瘠田百亩以上之地主”的主张。但是共产党方面答应这一议决案可不公布。再则第五次大会在鲁易指导之下，拒绝讨论土地党纲（国有土地）的问题，只决定土地政纲（策略），而且决定小地主等不没收，须以已没收土地之耕种者所纳累进税为标准，去实行对未没收土地之减租。这一“高等代数学”，在农民群众之中是无从宣传，是不能了解的。工商联席会议，决定许多对“中等阶级”让步的办法，商人仍是感觉没有“营业自由”……。第二时期，是夏斗寅、许克祥公开叛变的时期。中央对夏斗寅事变发一宣言，向“中等阶级”解释，并号召工农起来作战。武汉有些少的工人应募加入叶挺军队及中央军校独立师去打夏斗寅。那时群众的情绪，已经觉得国民党固然不能保护他们，共产党也不领导他们的切身斗争，要他们去拼死打危害国民党政府的夏斗寅，似乎是不值得呵！许克祥事变发生，——唐生智在前敌还假意拥护三大政策。然而后方的左派，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共产党又节节退让，他们的反动“勇气”是高涨了，他们明显的表示不愿意镇压反动。最初，共产党中央正在猜测许克祥是谁指挥的，可以利用那一“革命军人”去打他，可不可以将延未执行的湖南省特别委员查办的手段实行起来，以和缓反动（所以有鲍罗廷、谭平山等之赴湘，而被挡驾回汉的事）。猜测又猜测，始终不能决断，因此，就算“利用唐生智表面左倾的弱点而急剧进攻许克祥”之妥协政策也不能定。最初是“静候解决”的宣传。随后，方才不得已而决定进攻。此时，湖南在马变以前，表面上工农势力尚未明显的退让之时，左派甚至还在国共联席会议上通过没收百亩以上大地主的议案（湖南的国民党左派，在马变之后，还在等待着共产党、工农得胜，好恢复他们的政权，有些直等到“八七”会议之后呢）。夏斗寅发动于湖北，同时，许克祥发动于湖南，——这是说豪绅、地主阶级进攻了。湖南省委经马变的打击，事前虽然略略准备“武装斗争”，事发竟是“一哄而散”；余下的临委决定仍令调集中的全省农军扑攻长沙城，而驻湘中央委员因为这与“静候解决”之政策相反，故加以制止。武汉方面呢，中央到此时方决定“进攻”。事实上，湖南农民已经一次内部涣散与挫败。同时因夏斗寅尚未肃清，武、长[57]交通断绝，所谓进攻，只是在委员会中开会，派人，找钱。何况那时中央说：“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单调的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反帝国主义运动反消沉下去”。这是当时中央给上海的信，要提高反帝运动，激动“民族斗争”的信。这论调和所谓进攻的论调是同时由同一机关（中央秘书厅）发出的。这是什么进攻呢？所以不久江西朱培德也“欢送”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了。

　　【注】

　　[47]联冯以倒蒋，冯，指冯玉祥；蒋，指蒋介石。

　　[48]《越飞与孙中山的宣言》，由孙中山和苏联政府特使越飞于1923年1 月26日正式发表。主要内容是：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越飞对此项见解完全赞同；双方均认为中国当时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之统一和国家之独立，越飞明确表示，此项事业当得俄国国民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越飞重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双方承认，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宣称，俄国现政府无意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也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等等。

　　[49]指《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在上海发表。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国共两党要“不听信任何谣言，互相尊敬，事事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50]国际电令，指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和中共发出的紧急指示。参见本书《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之注释④。

　　[51]武汉《民国日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1926年10月在武汉创刊，董必武任经理，沈雁冰、宛希俨任总编。其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主张，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政变。1927年7月停刊。

　　[52]谭部长，即谭平山。谭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

　　[53]工统会，即上海市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是四一二反共政变后国民党为控制上海工人运动而建立的组织，负责人陈群。

　　[54]彭述之，湖南宝庆人。1921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旅俄支部书记。1924年8月回国。1925年1月任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并负责《向导》周刊。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1929年11月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

　　[55]马变，即马日事变。参见本书《武装暴动的问题》之注释①。

　　[56]土地委员会，指1927年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所组织的中央土地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徐谦、顾孟馀、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为委员，负责研究和制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与措施等。

　　[57]武、长，指武汉、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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