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3)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3)

　　中国革命所受三次失败之客观原因，大致说来可分为四点：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背叛革命，其实它的政治、经济力量是很小的，没有帝国主义政策上、物质上的帮助，它不能成为中国革命之最危险的敌人，而帝国主义者，恰好处于英国工人大罢工挫败之后，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足以牵掣它们，如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一样。帝国主义者握有中国经济的最高权：金融、交通、工业及国外贸易等等。帝国主义见革命达到长江流域之后，用极严厉镇压手段，压迫革命势力：对于武汉，从一九二六年冬天起，便断绝商业关系，停止银行营业，停止两湖贸易，关闭工厂，使武汉一镇的失业工人——无产阶级及码头苦力达到十二万以上，又出兵上海，许多军舰驻长江，加以威胁，它们这种威逼使资产阶级加速反动，鞭策小资产阶级而使之加速退伍，压迫无产阶级而削弱它的力量，是万分收效的。第二，中国的客观环境，形成初期极广泛的“革命的”联合战线，从豪绅、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直到广大的游民化的非阶级化的群众，都自觉的不自觉的“参加”革命，这种客观形势的革命，其军事力量寄托于豪绅、资产阶级之手，在兵士群众未能自觉的发动与参加这条件之下，是必然的。因此，虽然民众尤其是工农自发的阶级斗争发动到广大而深入的阶段，然豪绅与资产阶级仍旧保有它的强大的实力，换言之，就是封建势力的武装力量仍旧的“文风不动”。这自然使斗争的阵势对于工农是加倍困难。所以放任广大的非阶级化的破产失业的农民（兵士）群众于豪绅、军阀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没有确定的对于他们的态度和策略，是不容许的，但是“广泛的联合”时期，没有能运用应当运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去取得他们。客观上工农左派联盟，所以能取得小资产阶级，正因为小资产阶级觉得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民众团体的政权（党权的“民权”化），是可以限制豪绅“革命家”的军权的。同样革命发展下去，客观上不能不是无产阶级联合这些半无产阶级的兵士，而进于最剧烈的武装斗争，这时，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店东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必然要离开革命。因为中国兵队问题是十七年来政局中最显明的问题：这些兵士要求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他们数量之多，使革命前、革命后一切政府的财政问题都要困难。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无产阶级面前的问题就要是，或者联合兵士、贫民的“游民无产阶级”，或者联合市侩的小资产阶级，不能两全的。当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一方面……必须巩固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党……别方面阶级矛盾日益成熟……必须既不动摇联合战线，又要变更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中之阶级结合。”（《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之任务》，《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十一期社论）这确是非常之困难的任务。变更军队的阶级结合，这就是共产党与左派取得军队，这就是进一步必须勇敢的实行某种社会政策，足以解决兵士、贫民、广大群众的生活问题。这就是说，不但要侵犯资产阶级，并且要侵犯市侩的小资产阶级。第三，中国经济之中较大的工业很少，全国满布着小资产阶级的商业和地方性质的市场，这些地方性质的市场之上，帝国主义的巨大资本是站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小手工业的手工工人和店员，占着中国劳动阶级内的巨大成分。手工工人和店员的阶级斗争，使这类店东资产阶级的经济陷于夹攻的地位：一方是帝国主义的封锁，一方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他们自然要歇业。这当然影响到全部经济生活。这要求革命政府以果断的独裁手腕，对付一切怠工、闭厂、破坏经济生活的革命之敌人，“用政府机关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帮助，经营这些企业”（第八次国际执委全会决议）。这对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大资产阶级固然必须要用，但是对于一部分普通商店，也要弄得不能不用。对于武汉政府，这种任务要求极大限度的组织力量，组织经济生活的力量，但是在武汉区域之内找不出，找出的也不够：湖南农民协会有能力整理米粮，武汉的工会有力量支配现金集中后的兑发铜元，可是整个儿的经济政策没有！第四，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的缘故，同时无产阶级的年龄也就小，数量也就少。广大的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店员、贫民、苦力、雇农等，客观上都是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组织能力自然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加之中国的智识小资产阶级，也绝少受过工业训练的，他们之中就是最革命的分子，也很多倾向于浪漫的小孩子气的“革命行动”。武汉时期，因此发露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手工工人、店员的工会运动，便认为是社会主义已经实行了。何时“共产”成为一般社会的街谈巷议。这种“共产”的意义，便是“均分财产”——实行均无贫。手工工人、店员的要求，固然并非过火，他们实在是无火可过。但是的确有许多行会性质和小团体利益的倾向。这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实际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不是要实行将生产资料归公，他们可以不问工农政权之取得的任务（就算是民权主义的政治任务），他们只要能达到同他们店东同样富裕的地位，或者达到豪富的地位更好。这在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性的斗争，讲平产或均无贫是无足奇的。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领导之下，不但不足怕，而且是革命高潮的势力所在。只是事实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此客观的历史条件之下，非常之弱，有些倾向“甲种”的小资产阶级主义，就是主张调节妥协些。有些又倾向“乙种”的小资产阶级主义，主张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必须准备起自己的“枪杆子”（军队），实行退出国民党，然后再能继续革命。一些浪漫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不去注意如何取得政权，如何实行土地革命，他们是去用强迫手段劈去农村人家的祖宗牌位，用强迫手段去剪掉老婆的头发，用强迫手段去放掉缠足妇女的缠脚布……他们是何等彻底的勇敢的文化革命家呵。凡此一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马克思说，在革命之中，蠢事不见得少做些，有时候特别多做些哩！但是，总起来说，这时期，真正无产阶级领导之不坚定和不明显，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得出来。这对于革命便是无组织性与散乱性的弱点，便是革命力量不集中，不能有组织有系统的进攻。革命的“头脑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拒绝指导群众的自发斗争，革命便成“无头”的状态了。

　　中国的革命的最剧烈、最残酷、最复杂的斗争时期——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期，是站在那些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之中。虽然前几年的革命发展时期，国民党改组后及五卅以来的革命时期，已经孕育着许多机会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虽然共产党的组织在这期间已带着这些机会主义倾向，自然也就带着许多宗法社会的习性，指导机关之中不能推出工人同志的领导者，甚至工会之中也都是智识分子的“职业革命家”……虽然如此，客观上劳动群众的斗争已经发达到极大的规模。赤色的工会运动发展到将近三百万会员，吸收极多的店员、手工工人参加，农民协会，以湘、鄂、赣、粤计算，发展到将近一千万会员，国民党左派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军队之中如叶挺等的部队也有一部分的力量。这些发展大半属于自发的。可是前一阶段中共产国际的加入国民党政策，以及客观上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取得国民党，取得国民革命军，取得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事实上部分的实现，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势力——共产党以工农团体中的领导权之取得而成革命的先锋与主干。当时的任务，就在一面认清五卅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革命中之领导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一面坚决的进一步，而取得政权与军队的领导权。这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时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放在这种形势之前。

　　那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便议决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当时的行动政纲，指出非资本主义的前途，须以争得革命领导权来达到，须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对付必然要背叛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必须勇敢的领导农民之自发的斗争，指出无产阶级及手工工人的阶级斗争之剧烈，须要勇敢的去领导，以成为征取整个革命领导权的力量，须要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并赞助工农的斗争，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独裁制。

　　但是，同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汉口会议，则认为“国民政府有右倾的危险，民众运动又过于左倾”。没有提起土地革命，没有……没有准备与民族资产阶级破裂之决心，那时，便已经有隐约的退却的阵势之开始。

　　事实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都是工农左派联盟的“极盛时代”，如果将当时的客观形势与国际第七次执委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相对比，人人可以看出国际决议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则觉得武汉之下工人运动过左了，二则觉得土地革命未必如此利害（有一中央委员当时对邓演达[35]说他是不觉得国民革命会是土地革命），三则对于反蒋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正在犹豫不决。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在动摇之中。

　　【注】

　　[35]邓演达，广东惠阳人。1920年在粤军任职。1924年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1927年3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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