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4)

第二节国民党问题及革命斗争的方法(4)

　　武汉内部的这一斗争，真是国民党左派中央的党权领导着吗，真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争领导权吗？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当然更不能独力革命，也不能独力反革命。他们有能力把持中央名义，以“党的拜物教”来说中央至高无上的党权，而妄想抑制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他们已没有能力取得群众。因为他们——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根性，不能有耶各宾式的民权主义的领袖[31]。他们抓住了党，由党委派政府，这就算中国最民权主义的政权形式了！他们不敢叫民众团体选举，他们不能运用党团作用，取得革命的工农民众。一切团体，甚至商民协会也有许多是共产党所支配的。如果老老实实用选举方法，政权是一定属于共产党的手里，当时武汉革命空气紧张之中的形势是如此的。他们只有一个中央，始终不能取得民众团体，甚至于地方党部。国民党左派要协定“国共两党共同指导民众运动”，并且始终不肯实行省民会议等类政权的民权，便是为此。可是他们的恐惧土地革命及民众政权，也不是独立的。他们真是“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他们受着豪绅、资产阶级的支配，来“提高党权”、“纠正共产党错误”的。那时（五月）革命形势之深入与反革命封锁压迫，已经使武汉政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投降豪绅、资产阶级，一是“第二政府”变成唯一政府。群众实现真正的民权，并是不要它当“真正老牌德国玩具”耍的，他们是要以政权保障土地革命之实现，抵制资产阶级的怠工、封锁。国民党中央领袖“自上而下”是一动不动，工农民众就“自下而上”的大动特动。“平民式的”自动手干，气得中央领袖汪精卫等怒发冲冠。于是国共不得不破裂了。汪精卫等从“共产党的走狗”变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公开的爆发开始，可以指出三件事：（一）汉阳六个工厂之资本家歇业（这资本家周氏兄弟向来是吴佩孚的走狗，汉口商会要人），工会和县党部等将它没收，组织管理委员会接收，这件事正在夏斗寅叛变那几天，汪精卫便大发雷霆，立刻要惩办工人；（二）湖南省国共联席会议议决没收土地，许克祥立刻叛变，实行政变，汪精卫等听了，虽还假意要请唐生智惩办许克祥，然而对于“省国共联席会议”议决案的公布，大大埋怨；（三）许克祥政变后，黄冈县党部及农民协会反对征收烟业捐的官吏之敲诈，汪精卫等便立刻下令，借口于农民协会“禁止种烟有碍财政”而解散县党部及农民协会。此后土豪劣绅借着这种“党权”的威风，到处进攻，夏斗寅、魏益三[32]等叛军所过之地，更不用说。六月中湖北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上约略统计，农民被豪绅军队所杀者已经有四千七百余人。湖南许克祥政变后，全省被豪绅军队所杀的不下两万。江西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工农团体及国民党党部被摧残的也非常之多。这都是汪精卫所极力庇护的工农政策。但是，说这些是汪精卫主动的反动，也未免太恭维他了。蒋介石领导许克祥，许克祥、何键等领导汪精卫的呵！

　　蒋介石叛变之后，武汉政府对于北方军阀的斗争便成问题。一则武汉领袖至多只能行现银集中政策，汉口将军团等的财产尚且不敢没收，更不敢没收工厂，监督商业，解决失业问题，于是财政大成问题；二则东南多一敌人。这时候的正当政策应当是：“向北发展之军事计划，同时，无条件的加深武汉政府之下的农民革命，极力破坏蒋介石之后方与军队；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候不该以直接的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但是，土地革命的深入没有做，则北伐虽然胜利，而革命并未前进。恰恰相反，冯、蒋的徐州会议[33]，更使武汉领袖不得不急急洗清赤色。那时他找寻他的新主人，忙着开长江各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忙着要改组店员工会，代表资产阶级来向工人争“营业自由”、“解雇自由”；店员群众已经自动的贴出“打倒店东走狗”的标语，而店东却只希望南京胜利，看着汪精卫始终是“共产党走狗”。

　　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晤，最终的确定汪精卫的动摇，使他决然的“分共”，他只是幻想着如何分共之后，以“救东南商人于蒋介石压迫之下”的旗帜，去分共反蒋。何键等更是不等命令先自动手起来。当时（七月十三日）共产党宣言退出政府。武汉的革命中心，就此消灭。

　　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之内，领导着左派与豪绅、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没有群众基础，以豪绅、地主阶级性的军阀实权为支持力的大元帅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政府——进于国民党的党政府。这一阶段里，革命领导权虽还在资产阶级手里，但是群众的工农的革命斗争方法，革命的总发展里日益扩大起来，从党权之中创造出民众政权来。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已经不能不退伍。然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机关，没有布尔塞维克的策略，使群众丧失当时所需要的领导他们更前进的指导。无产阶级政党随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而动摇。于是革命的领导权之争，其结果，是无产阶级受着一时的挫败。而革命的国民党也随之消灭。

　　革命，总是要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中，政权问题因为阶级关系的复杂及具体环境的特殊，是有特殊的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的。

　　中国革命之中，豪绅、地主阶级性的小军阀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军事力量。当时资产阶级除此以外，还没有丝毫能力。那时革命斗争的方式，是中国的特殊的战争式的革命——北伐式的革命。“革命”政权表现于孙大元帅的元帅府。那时孙中山“仿佛”也是国民党员，但是他没有想起所谓“党权”。他在民国十二年发明的“革命三期”学说，有军政，有训政，有宪政，却从没有说起“党政”。冯玉祥政变时，孙中山在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的“压迫”之下，才发表《北上宣言》及国民会议主张。当时他还是要搬出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建国大纲（革命三期学说为中心的建国大纲）。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建国大纲并未通过的，也是因为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北上时他又要提出来！真是教不会的笨孩子！他的脑筋之中，像一般上等社会一样，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在国会破裂之后，明明看着上等人尚如此不够程度，那些无知无识的“四万万昏君似的阿斗”，如何可以立刻使他们来行使民权，选举国民会议？必须要无产阶级教给他。他，孙中山原来只知道“军政”的，什么“党政”和“民政”，他都不知道。因为豪绅、地主阶级的反对北方军阀，只有两个革命斗争方式：一、是在帝国主义之前与北方军阀争宠，二、是将兵力去夺北方军阀的地盘。要实行这两个方法，只有先行割据。既然割据，他们自己形成地方政府，不但经济上必然代表地主剥削农民，而且他的一套政权系统（县知事等），就是“包税人”的金字塔，层层压榨，他们自己是封建诸侯，如何能执行什么民权的土地革命，——虽则孙大元帅的政府，客观上在全国范围内代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民主势力”（照欧洲话说）。

　　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伸张起来，它有些新的革命斗争方法，例如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的运动。但是，一则它的“反帝国主义”极大限度是和列强会议谈判，友谊的和平的修改条约；二则它根本不要土地革命；三则它极怕民众独立的发动起来。如此，它和豪绅、地主阶级相接近了。它的革命方法，也就是要组织政府，尤其要有自己的军队，去打北洋军阀，去和帝国主义谈判。所以它无论如何想利用民众运动，利用国民党，其实，如其说它要“利用”之来革命，无宁说它要控制之以防止革命，——这算是它比豪绅、地主阶级聪明的地方；——然而它始终是以军权做本位的。它有军队，然后可以向帝国主义要求“立宪”。固然，它，例如五卅时期的上海总商会，有了民众势力为后援，也可以向帝国主义要求“立宪”（上海工部局的华董问题等）。这在蒋介石也有过一个时期（三月二十日以前）。但是民众发动起来，必然要将反帝国主义的初期斗争，罢工、抵制等等，引导到掘帝国主义的根底的土地革命，必然要进于民众政权的独裁制，这太可怕了呵！事实上就是“党权”运动的发展，尚且有控制资产阶级的倾向，所以对于它，始终是军权好。

　　小资产阶级，在它与工农结合革命联盟的时期，它是同意于党权的。在革命发展中之一定阶段，国民党诚然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武汉时期的国民党，不仅是政党的组织，通常意义的政党组织，而且是政权的组织。这在中国革命各种不同的革命斗争方式并进，而且互相利用、互相斗争的形势之下，是有历史的必要的。那时豪绅、资产阶级性的战争方式，资产阶级性的谈判方式，无产阶级、农民群众的民权独裁方式都同时并进。于是，“党权”便成为由“军权”过渡到“民权”的必要方式了。本来说笨些：革命总是民众武装起来推翻统治阶级，但是这是“下等人”的办法，中国的“上等华人”要革“高等或优秀华人”的命，争取得和“高等外人”去谈判的身份，是另有取巧的办法的。中国不是有帝国主义剥削下来的破产失业的农民吗？不是有极广大的非阶级化的群众吗？他们和“挤过的柠檬”一样，满地都是。商业化的地方性的豪绅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父亲），便能集合这些“游民”，组织军队，成立某一区域的政府，——这是一种力量。无产阶级、农民群众运动生长起来，——这是第二种力量。第一种力量的“革命”方法是战争。第二种力量的革命方法是罢工、抵制，一直到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战争之中只能产出“革命”的军权。罢工、抵制等却能产生民众团体——民众的组织力量。当“国民革命军”还在联合战线之下，这两种力量：军事动力与民众动力，自然要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表现，便是国民党的“党权”。“党权”在它的历史事实上，只是如此。可是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确有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而去和豪绅、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倾向，进而有征取军队的倾向。三月二十日政变，中国资产阶级反动的开始，正开始于驱逐共产党的政治部人员与党代表，这不是偶然。随后的一切“反共运动”，差不多总是从政治部、党代表开刀的。因为，“党权”这种特殊的政权形式，自身是悬空的。民众动力与军事动力才是实际的力量。当民众力量的发展，仅仅在罢工、减租等的斗争方法阶段之时，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征取军队，也只在取得政治部、党代表，至多是下级军官的地位。这种时候，党权是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从征取领导权，进而至于征取政权——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之倾向。这种倾向的前进，必然是“党权”变成“民权”，后退便是党权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以至豪绅、地主阶级的反动工具，——以及他们内部互相争夺、恶斗的工具。

　　历史的事实是如何呢？武汉的党权运动之结果，因为：第一，工农群众争取领导权，就用国民党党权变做自己的民权（毛泽东说湖南有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架子不让路，农民便愤然的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他们要进于真正的民众政权，要变国民党成为完全民众的党，要把豪绅、资产阶级从国民党中完全去净。但是，第二，小资产阶级看见工农民众的革命斗争方法，已经进到实际上等于武装暴动等纯粹下层民众的方法，甚至将国民党党部也变成这些方法的工具，实现真正群众的革命独裁——彻底的民权，样样自动手干，连土地都可以如此没收；小资产阶级便吓怕了，他们的各种领袖都退伍了。第三，这种工农民众的动力没有能与军事动力合一，没有能取得兵士群众……豪绅、资产阶级的势力仍旧保存着。因此种种，党权式的政权，仍旧经过汪精卫等之手，送还豪绅、资产阶级。

　　国民党——中国革命中一定阶段的特殊政权形式，便完全崩坏。工农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最后一次的分裂，便使国民党完全消灭，变成反动的旗帜。工农、贫民进而采取苏维埃的口号了。

　　【注】

　　[31]耶各宾式的民权主义的领袖，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民权主义领袖。

　　[32]魏益三，河北藁城人。任郭松龄之东北国民军参谋长。郭败后，任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1926年投靠吴佩孚，任十四省讨贼联军第四军总司令。1927年初，任靳云鹗之河南自卫军副司令，第八军军长；年底被蒋介石收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

　　[33]冯、蒋的徐州会议，指1927年6月20、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吴稚晖、张静江等在徐州举行的会议。双方对“清党”和继续北伐等问题达成协议。蒋答应从7月起，每月接济冯部军饷，冯同意在其军队及管辖范围内进行“清党”。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敦促汉方尽快“分共”，实行宁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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